赵英顺著：赵英顺政论文集
赵英顺其人
中国民主党党员赵英顺先生,积极参加中国民主党的各项活动，同时, 赵英顺先生也是一位热心于人权事业的人权作家，自从2009年以来，赵英顺先生积极发表中文政论文章集，批判中共一党专制!抗议中共迫害中国人民!极力主张民主、自由， 部分文章已被有影响力的网站杂志转载 ,
赵英顺先生还出版中文政论专著书本，支持中国落实人权普世价值，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文章激进犀利、深刻尖锐，可谓一语道破，相信赵英顺先生的政论文章集，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运动，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民主党主席 王军
2013年10月30 日
On Zhao ，Yingshun’s political papers and book
Mr. Zhao, Yingshun is an active and energetic member of China Democrat Party. He also is a human rights writer .Since 2009, Mr. Zhao has published a lot of political essays , all of them criticizing dictatori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demand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Some of his essays have produced a great influence and been reprinted in other internet magazines.
Mr. Zhao also published a book “Zhao,Yingshun’s Political Comment Anthology ” , calling for China to implement universal values and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 I believe they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democratic movement.
Wang, Jun
Chairman of China Democracy Party
October30,2013
图一.赵英顺政论文章集书封面
图二.赵英顺政论文章集书内页
图三.赵英顺政论文章集书目录
图四.赵英顺政论文章集书第一篇文章
文章目录（总27篇 ）
试议两种另类的自由
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台湾大选--------民进党已显败相
华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趣议政治人物的鞠躬
也谈联邦制
浅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纪念柏林建墙50年，联想戈尔巴乔夫
也谈国家，奥运及国旗
庶民自我意识觉醒 中国公民社会隐现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普世价值高于宗教和文明
中国人的政治素质
普世价值论正在代替文明冲突论
洪博培超越了李洁明
毛泽东的边缘人性格及其后果
中共宫廷政治的典型产物
２０１０年：中国民运史上又一个光辉的一年
曹先生，你走得太远了
刘晓波获奖催生中国民运精神领袖
诺贝尔和平奖史上的光辉一刻
也谈温家宝
刘晓波获奖奠定“零八宪章”的历史地位
彭德怀与麦克阿瑟
一代不如一代
杂谈国歌
奥巴马与林肯
试议两种另类的自由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看来，自由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对自由的需要，是人性中固有的或最重要的一种需要，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最强烈的本能，“放弃了自由，人就不能为人了，也就是说，放弃了自由，人就放弃了自己做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了自己做人的义务”。 自由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原动力之一，“人类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自由，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人人获得自由的过程，终点就是实现人的彻底自由”。
自由既然如此重要，自然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献身，不过自由的含义十分广泛，对于自由的理解各有不同，比如民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学术自由，心灵（精神）自由，等等，因此每个人每个阶段的追求也有所不同。 经常提到的一种自由是认识论的自由，属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指人们克服愚昧无知，不断了解和利用客观世界，然后用来为自己服务的一个过程。因为人们在早期社会生活中，对于自然环境及其规律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了解，一行一动处于盲目状态，时时受制于自然环境，所以没有多少自由可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了周围事物及其规律，并自觉依照这些规律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主动地去利用和改造自然，因此享有了较多的行动自由；将来人类的实践和理论愈加进步，人类认识的自由不断扩大，最终将会摆脱对于自然界的盲从和依赖。对于这种自由，人类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曾享有，只不过是从少到多而已。
还有一种自由是政治的自由，即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自由，包括普世价值规定的各项基本人权，主要体现在联合国的三个重要的文件里，即“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合称“国际人权宪章”。这些文件申明，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有权享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有权享有与他人结社的自由；有权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文件特别强调，基本人权自由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亦即任何国家不得以主权的名义剥夺基本人权自由）。政治自由出现于近代社会，在“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等等口号的激励下，经过几百年的努力，人们已经在民主国家基本实现了政治自由，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人民暂时还无法享有这种自由。
除了以上两种自由以外，根据先人的启示以及人生的经历，鄙意还有其它两种另类的自由：人性的自由和人生的自由，值得人们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一人性的自由
人性的自由（或曰精神自由心灵自由）是指克服社会束缚，抒发实现自己天然本性的自由。由于每个民族每个时代，为了生存发展的需求，约定俗成了各种文化传统，历史习俗，道德风气，宗教迷信，社会定见等等，这些社会规范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同时也使人的本性受到很大的约束和压抑，迫使人们扭曲自己，异化作人，从而失去人性自由，无法享受人生，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当代西方国家属于开放社会，人性自由略好一点，东方国家则比较保守压抑，伊斯兰世界可能是在另外的一端。
对于这种传统规范的约束和压抑，卢梭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我们所有的习惯都在奴役我们，束缚我们，压制我们，胡适也曾指出，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有子孝妇顺的礼教，行了几千年，没有什么变迁。
比如过去在华人世界，由于几千年来的教育观念的影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养不教父之过，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扬名立万以显父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等等），对于儿童往往采用逼迫的手段强制他们成才（所谓虎妈式的教育），强迫他们喜欢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去做他们没有兴趣的事情，学习他们厌烦的课外教材，包办他们的兴趣爱好专业，甚至代为选择他们将来的工作和婚姻。这种教育方式有违儿童的天性，压抑了他们童年的乐趣，也剥夺了他们选择的自由。.
同性恋也是一个有关人性自由的问题。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同性恋者属于正常的人类，虽然人数不多，但心理与常人无异，只不过在性爱、心理、情感上的兴趣主要对象均为同性别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与同性产生爱情、性欲或恋慕是一种正常的人性流露，自然纯真无可厚非。但是过去人们常把同性恋看作精神病，性变态，性倒错，甚至是邪恶的禽兽行为，同性恋还被基督教会谴为万恶之罪，几乎人人侧目唾而弃之，这种环境迫使同性恋者压抑本性不敢表白，被逼结婚但是缺乏感情，以至家庭不幸造成悲剧。现在西方社会虽然对于同性恋者日渐同情和宽容，但是在东方国家，同性恋者仍然压力重重，被迫生活在阴影之中。
安乐死的限制也是对于人性的压抑，因为这种限制剥夺了人们选择的自由。人们被动来到这个世界，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被动地度过辛苦的一生，唯一能够主动的就是，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时间地点），自由和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现实之中太多老人死于疾病痛苦之中，苟延残喘受尽折磨，拖垮家人耗尽财产以及社会资源（常有报载患病老人不堪忍受长期痛苦跳楼自杀，或者医院老年病人自寻短见），令人不胜唏嘘。其实人固有一死，无一可以避免，与其在痛苦中或者仓皇中突然离世，不如自行安排悄然逝去，本人不受折磨，后事已经备妥，家人得到解脱，还能节省社会资源。政府和社会不应当强制人们延续自己的生命，人们如果活到超过当地平均寿命，罹患不治之症或者长期慢性痛症，经过医生认可，可以允许选择人道方法，在无痛苦状态之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对于本人，家人，社会都有好处。不过虽然人们现在承认安乐死是历史潮流，但是社会传统不会轻易摆脱，短时期内恐怕难以普遍实现。
人类婚姻家庭制度以及相应的观念，对于人性的束缚，也是不可漠视的。饮食男女人之天性，古今中外皆然如此，但是现代婚姻家庭制度，根据经典研究指出，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财产继承的需求而发展进化出来的，而不是为了满足男女性爱的自然需求，因此是有违于人的本性的。早期人类社会出现私有财产以后，父系家长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继承他们的财产，这就需要父子之间的明确血源关系，需要配偶关系的固定化，特别需要女性的专属和从一，以免有子不知其父，有父不知其子，由此就发展出来现在的这种婚姻家庭制度。从本质上看，这种婚姻家庭关系的产生是以私有财产的继承为基础，而非基于男女间的正常情爱，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与人的天性明显相悖，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其实很多哲人早已看出这一点，在他们的著述中对于未来的婚姻家庭制度多有着墨，比如柏拉图，欧文，马克思，甚至中国近代道学大儒康有为。
二 人生的自由
或曰生存自由或个人发展的自由，是指克服生存压力，全面发展个人本质能力的自由，这可能是最高意义的自由，意味着人类的彻底解放，完全脱离动物世界，不过这种自由可能只有在将来的社会才能实现。
人们先天拥有各种才能禀赋，需要后天的发现，发展和发挥，而“所有的宗教、科学和艺术都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条，人类对这三方面的追求都是为了从单纯的物质世界里提升，而达到自由”（爱因斯坦）。因此人们活动的真正和最高的目的应当是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追求宗教科学艺术，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奔波生存的压力使得这种自由难以实现（少数富家子弟另当别论）。
为了生存，人们必须从事某种职业，从法律和社会意义上来说，这是完全自愿、自主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但从人生自由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行为是被迫的行为，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的不得已的行为。人们被这种行为占用了绝大多数时间，终生被禁锢在一个狭隘的社会分工之中，完全只是为了获得物质的利益，而不是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
个人发展的自由最早可能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但是过去一直受到忽视或者曲解，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逐渐式微，更加无人问津。实际上，马克思的主要学说，比如阶级斗争，暴力专政，唯物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之类，固有可议之处，但是有些内容（比如自由发展）还是可以参考借鉴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共同关心和理想。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一种自由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按照自身的需求，自由全面的发展，而非有限的政治生活中的自由。社会不再强迫人们从事必需劳动，生产力发达，工作时间缩短，因此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可以在艺术、文化，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进入了这种状态意味着人类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由生活状态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那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非自由状态，在这个非自由状态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生活状态，就开始了。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的条件。
联系到社会现实来看，其实人人都有各种才能，爱好，兴趣和潜力，但是绝大多数儿童长大成人，脱离家庭进入社会以后，立刻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必须马上出卖劳力用来谋生，须臾不停直至衰老，就像牛马套上枷锁一样，从此拉车不止永无休息，否则就会饿死冻死沦为饥民。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绝大部分时间从事不喜欢的职场分工，或者早已厌倦的单调工作，忧心操劳疲于奔命，惨淡经营养家糊口，哪有时间去发展自身的素质能力，哪有条件去从事科学和艺术。老年退休以后或许可以发挥自己的爱好兴趣专长，做一些过去没有时间去做的事，但是精力体力又是不济，黄金岁月已经一去不返，令人无可奈何徒呼负负。从这一点来看，由于生存的压力，人生的自由，其实绝大多数人们是没有的。而没有人生的自由，人的一生是操劳远大于享乐，艰辛远大于欢乐（一位著名作家说过：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这也证明了前人的启示，迄今为止人类的生活，其实和动物没有本质的不同。
（2011 年 12 月 21日 ）
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b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最早可能是克林顿前总统所说的。在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的白宫共同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在为大陆的专制政策辩护时说，民主、人权、自由的观念是相对的、具体的，是由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这句诡辩之词大概挑动了克林顿内心深处的民主之弦，虽然自访问开始以来就一直尽力给客人留有面子，他在随后的发言中仍然忍不住驳斥说，在很多事情上中国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政策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这个当面的谴责使得江泽民十分难堪，大概至死也难忘。
同为民主党的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一向崇拜克林顿这位本党前辈，不仅启用他的夫人担任国务卿，并且处处模仿他的行事风格，包括对待独裁国家的道义勇气以及相应的用词。在其2009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奥巴马说，回想昔日对抗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时，仅有导弹和坦克不行，还要依靠坚定的盟国和持久的信念；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压制不同意见等等手段维持政权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全世界对这句话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那个在上海看电视的中共退休书记了。
若想避免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人们就应当认清历史发展的主流和社会运动的趋向。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说，历史发展的主流就是普世价值的浩浩荡荡，社会运动的趋向就是政治体制的民主转型，职是之故，支持普世价值和民主改革就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反之，拒绝普世价值和拥护专制政府，就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普世价值是人类进步的共同结晶和人类共性的体现，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最高价值准则，它绝不是“相对的和具体的，根据国情才能确定的”，而是超越宗教、国家、民族，高于主权并且跨越文明，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国家，疆域不论大小，历史无拘长短，只要其告别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未来，就必然要尊重人类普世价值，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而且二战以后普世价值更进一步被当代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向全球宣布和推行，成为现今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政治行为准则。包括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三个文件合称“国际人权宪章”，规定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有权享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有权享有与他人结社的自由；有权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人权国际公约”现在已为全球160多个国家所接受（只有中国、老挝、几内亚比绍、瑙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具有类似国际法的地位，为学者，律师，法庭广泛引用，是关于普世价值的最重要的国际规范。
其实中共在1949年建政以前，至少在表面上也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的。比如中共二大宣言公开号召：“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抗战末期的七大会议上，中共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路透社记者时更向全世界宣布：“中共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都向选举产生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实行军队国家化，禁止私人拥有军队”。 当时的“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说，“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
江泽民的关于自由民主人权必须由国情来决定的这一谬论，中共自己早年也曾严词驳斥过，比如“新华日报” 1944年2月写到，“顽固派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只是中共上台以后却彻底背叛了承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红色恐怖野蛮专制，完全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不仅毛泽东个人无法无天为非作歹，几乎把全国人民弄到家破人亡，把古老民族逼得人人相食，把文明古国害至亡国亡种，而且中共政府干涉人民日常生活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以户口制度限制迁徙流动，用票证制度控制日常消费，施档案制度记录言行思想，行居委制度干涉家庭生活等等，人民的一行一动备受管控监测，地位甚至不如过去封建社会的农民，可以说毛时代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
中共以高倡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欺骗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许诺分田分地共同富裕，欺骗了全国的善良农民，以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欺骗了城市的工人群众，由此利用了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力量，打下江山夺得政权，建立了中共红色王朝。但是上台以后使用残忍暴力，迫使全国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跪在脚下供其奴役剥削，如此弥天大谎旷世骗局，与民之约弃之如履，实乃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诈欺集团，并且败坏风气荼毒深远，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弄虚造假诚信日下的始作俑者。
但是普世价值是无坚不摧的，是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阻挡的。经过历次民主化浪潮，很多原先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的政治组织，比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那些共党，已经纷纷易名换姓，改弦更张，接受普世价值，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自己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共自身也非铁板一块，党内的理想主义其实从未泯灭，开明民主派始终顽强存在，从早先的胡耀邦赵紫阳，到现在的温家宝汪洋等等。从国情的特点和邻国的经验来看，中国的民主过程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上层的推动来完成的。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壮大，中共党内的民主力量将会越来越强，日积月累世代交替，类似蒋经国或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物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中共自身将会因此发生蜕化，就像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变身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转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党，由上而下地发起和完成大陆的民主转型过程，带领人民再创文明古国的真正中兴盛世。如是，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
（2011 年 12 月 1日 ）
台湾大选--------民进党已显败相
第13届台湾总统选举投票即将到来（2012年1月14日），在始终胶着缠斗的两大政党之中，民进党的声望好像已经由盛转衰，双方民调差距已经落在误差范围之外，国民党再执政4年大概没有问题了。
民进党势头的下滑应当与最近几次危机的处理不当有一定的关系。本来在选举期间，两党激烈攻扞属于常见，彼此中伤抹黑在所难免，特别是台湾选举，对立激烈热度又高，竞争紧要关头，造谣杜撰揭私爆料，甚至伪证收买栽赃陷害，也是屡有所闻见怪不怪。对于这些招数，当事者如果见招拆招应对得当，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甚至借力使力痛击对方，但是如果不知进退一味蛮干，就会引火上身自陷罗网。民进党最近就是犯了这种错误，面对危机不思急救, 反而以拖待变敷衍搪塞, 结果造成社会观感失分太多，以至拖累大选前景堪虞。
比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苏嘉全，被人爆出在任屏东县长期间违法占用农地兴建豪宅，此事引起全社会的轰动，不仅暴露了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而且与民进党自我标榜的平民形象严重不符。苏嘉全开始装聋作傻，一再否认，声称当初不知违法占地，而且并非豪宅只是普通农舍。但是后来照片录像纷纷公开，民众眼中看到的是明显的违法占地和豪华的欧式洋楼，舆情随之哗然，民众议论纷纷，连民进党内部也看不下去，很多人要求采取行动包伤止血。在数日拖延之后，苏嘉全公开出来道歉赔罪，但是仍然不能平息众议，苏家豪宅甚至成了新的景点，游客路人争而窥之。最终苏嘉全被迫断臂求生，宣布无偿捐出豪宅用作社会公益，这才了断此事，但是对于民进党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
又比如民进党推出的宣传海报——水果价格月历，本来是用以批判国民党执政期间的水果政策失误，导致价格暴跌果贱伤农，辛苦一年分文不得。但是在这个月历的柿子部分，引用了错误的价格（两元一斤）和错误的照片（进口品种），结果月历推出以后，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和果农的极大不满。柿子时价实际为几十元一斤，但是收购商家现在根据月历的价格进货，果农无端受损，群情汹汹如潮，一向自称代表农民的民进党在农业区的声望出现下滑，农民的铁票开始松动。面对这场危机，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竟然浑然不觉无动于衷，只是在记者的追问下，才轻描淡写地说，照片用错了，有点遗憾啦。但是后来柿子风暴愈演愈烈，南部果农甚至准备携家带口北上台北民进党总部，起灶铺床安营扎寨准备长期抗议，蔡英文这才感到大事不妙，不得已举行专门记者会，就柿子事件正式道歉做了了结。事后党内有人呛声，浪费了这么多天，党中央道个歉就这么难吗？
再比如最近爆发的宇昌公司案显示，蔡英文在扁政府时期即将离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批准以极密方式拨款投资生化科技，蔡英文卸任以后，将此投资转到本人家族公司，并且自己担任董事长，此后又多次要求政府追加投资，此举违背卸任政府官员回避条款，并且涉嫌利用公款谋取家族利益。尽管消息披露引起轩然大波, 蔡英文仍然老神在在，极力否认并且反诬对方陷害，不过随着细节的明朗，事情的发展可能更加不利, 蔡英文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和盘托出，仍然虚与委蛇推脱敷衍,此案可能就像2000年宋楚瑜的兴票案一样，成为压垮蔡英文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进党的这类危机处置失误，其它政党通常也难以避免，不过对于民进党来说似乎更为常见，这与该党的民粹主义倾向有很大关系。民进党在建党之始, 处在高压独裁体制下，代表和组织下层平民与上层政府进行体制外抗争, 成功地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转型. 由此产生了一种民粹主义心态, 平民利益优先，平民永远正确, 民进党代表平民, 因此民进党永远正确，而且只有民进党代表台湾热爱台湾，凡是与己不同的意见，就是不爱这块土地，就是出卖台湾人民，因此拒绝接受任何批评，更不能承认错误，一旦受到批判或者挫折，便生强烈的报复心理。还把与国民党的竞争，说成是平民对抗精英的斗争，挑动族群分裂，操弄地域差别，继续支持和鼓励平民的街头暴力行为（比如聚众鼓噪，围攻抗议，街头破坏，语言暴力等等，为此民进党又被称为草莽党或暴力党)。民粹主义在早期政治运动中能够集结下层平民的力量（在专制体制下，除了街头路线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有助于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民主化基本实现以后，一个政党如果仍然崇尚民粹主义，就无法变身为一个理性的现代政党，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也就难免频出政治上的错误，特别是在选民越来越理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上面提到的几次危机中，民进党延误时间，迟迟不肯道歉，以至造成不良后果，就是负隅到底死不认错的民粹特质的表现。
蔡英文在2008年当选为民进党主席以后，因为其清新理性廉洁干净，属于文官出身的专业人才，与民进党的渊源很浅，很多人希望蔡英文能够把民进党改造革新，成为一个民主时代的理性文明政党，蔡英文上台之初，也确曾呼吁民进党今后要理性问政和文明行事，但是几年下来证明，“不是蔡英文改造了民进党，而是民进党改造了蔡英文”，民进党原来的民粹主义思想依旧，仍然喜欢街头路线打打杀杀，蛮横任性无理纠缠,而蔡英文则改变了许多，更加强词狡辩，更多言行不一，甚至成了“暴力小英”。有两个原因促成了蔡英文的变化，第一是蔡英文不属于任何派系，没有自己的班底，上任之后完全依赖一帮民进党的老臣和基层骨干，而这些老臣和骨干全是典型的民进党人，蔡英文党内辈分和资历很浅，根本无法改变民进党的政党文化，反倒处处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和操纵。第二是蔡英文自身潜在意识的有些方面，实际上是和民进党的某些特质非常相通的，比如狡言强辩攻击好斗,意识形态至上, 谋事不择手段, 特别是不容批评死不认错，与民进党的民粹主义作风不谋而合。因此在进入民进党以后，特别是担任主席以后，蔡英文性格的这些方面遇到适当的环境，更加发展膨胀起来，变得益发唯我独尊目中无人。
在台湾目前这样激烈的选举中，稍一不慎满盘被动，不犯错误就是胜利，马英九一向清廉自持戒贪防弊，慎重持国谦卑做人, 因此没有落下很多的把柄，而民进党本来希望利用政绩不佳把国民党拉下台来, 但是最近连犯错误失分不少，形象直直下跌，胜选看来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了。如果马英九再能执政4年，两岸关系和台湾经济还会继续平稳发展，相信也是全球华人和国际社会所乐见的。而在这未来的4年中，随着台湾民众理性意识的提高和判断力的增强，民进党如果不改变或者收敛一下民粹主义作风和草莽流寇习气，下一次大选可能还不会翻身，除非国民党再次出现分裂。
（2011 年 11 月 23日 ）
华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经常听到华侨领袖们呼吁，华人要努力争取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每当一个华人竞选公职成功，或者取得一项成就时，侨界舆论就会欢呼，华人朝着融入主流社会又前进了一步。
实际上，就华人的整体现状而言，别说进入主流社会，就是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华人也还不能说现在就已经做到了。一位移民研究专家最近就曾说过：自19世纪开始，150多年以来华人移民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只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始终被美国人当成是“外国人”，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之言。
一个族群之中的少数人的蹿升，不能代表整个族群地位的上升，像是美国黑人之中已经出过议员，法官，将军，国务卿，现在奥巴马又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是美国黑人的底层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同样，华人中间出现几位部长，州长，议员，大使，甚至将来出现一位华人国务卿，也不会意味着华人的整体地位得到明显提高，遑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了。
何况就是这些进入上层社会的华人出类拔萃之辈，有时也是很难甩掉“外国人”标签的。比如2001年吴振伟 (David Wu) 应邀前往美国能源部大楼演讲，题目就是庆祝亚裔在美国的成功。不料能源部警卫不知道来客是美国国会议员，反而根据其华人面孔，反复质问吴是否是美国公民。尽管吴及时表露议员身分，警卫们仍然不相信他的说词和证件，不但继续挡驾，还将吴作短暂拘留。事后吴振伟写信向能源部上层提出抗议，得到的答复竟然是“遗憾，但是不会改变目前做法”。
2002年西雅图女子花样滑冰世锦赛时，生于美国的著名运动员关颖珊（Michelle Kwan）不敌休斯而屈居亚军，美国报纸的大字标题竟是“美国人休斯打败了关颖珊”。 事实上，关颖珊4年前就“享受”过外国人的待遇，MSNBC网站当年就在新闻标题“美国人击败关颖珊”中就将她当作外国人报道，引起当地华裔社团的抗议。
华人（包括生在美国或是归化入籍者）经常被视作外国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种族的不同。美国虽然号称移民国家或者民族熔炉，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白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或基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个来自欧洲的白人游客，可能一句英语都不会讲，但他走在城市和乡村的街上，只要不开口说话，没有人把它当做外国人。而如果这个游客喜欢美国决定移民来此的话，他的第二代立刻就会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勤奋一些的，跻身上流社会也毫无问题。而华人则由于人种的不同，外表与白人相差太大，别人一眼即可辨出，即使第二代第三代生在美国，不会母语而只能讲英语，甚至成功地立足于当地，但若根据外表长相判断，仍然是会被很多美国人认作外国人的。
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美国黑人也是异族，来自远方的非洲，一黑一白的外貌差别可能更大，并且与华人相比，整体的教育，素质，收入，家庭财富都不如号称“模范移民”的华人（反之，在犯罪，吸毒，单亲，性病等等方面，比率都高于华人），但是没有人会把美国黑人当做外国人。
妨碍华人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文化的巨大不同，这一点注定了华人无法被美国社会完全同化，因而无法变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一方面，中华文化自身的固有活力，使得美国文化无法完全同化它。虽然美国文化，携其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具有的强大的“熔炉”同化能力，几百年来已经同化了无数的外来文化，融合了大批的移民，但在更为古老悠久的中华文化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内聚力和延续力极强，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过去只有影响和同化别的文化，而从未被其他文化同化过。中国近代固然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方面落后，鸦片战争以来全面学习西方，社会生活逐渐西化，甚至包括日常习俗时尚风气等也趋向欧美，但是中华文化中最本质最有特色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却是从来没有落后过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一直是傲视各国的，这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部分儒道释教的精神伦理等等。仅以语言文字而论，尽管由于殖民历史和网络科技的原因，英语目前在全球较为流行，但汉语事实上是不次于英语的，词曲和书法的境界更是连英语也难以企及，而唐诗或许是人类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了（鄙意认为可能没有其他民族能够把自己的语言，运用到如此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化，很难想象会被其他文化轻易同化。
另一方面，华人总是顽强坚守自己的固有文化，不想被别人同化。文化的同化意味着切断同过去的联系，放弃自己的文化，全盘接受另外一种文化，就像美国黑人一样，已经没有了同非洲故土的联系，舍弃了自己的原始文化，全面接受了美国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生活方式等等，这样的黑人就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没有人再怀疑他们不是美国人。
但是中国移民无论走到哪里，移居何方，都不愿隔断同自己故土的联系，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化，不愿被异族同化。美国华人百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与大陆的密切联系，从寄钱回家到叶落归根，从襄赞辛亥革命到支持抗日战争，从资助故乡教育到前往大陆投资，血浓于水，情系家乡，关心中国胜于关心美国，宣誓入籍仍然心系故土。而在美国的华人，大多数是聚族而居，集中在大城市的特定区域内，使用家乡语言，阅读华文报纸，流行本国风俗习惯，按照传统观念行事，俨然国中之国或者海外飞地。家庭稳定崇尚读书，子女接受双语教育，温习经典，背诵唐诗，念念不忘传统文化，经常寻根探亲怀旧。随着大陆的经济发展，中美来往增加，交通便捷，全球一体，华人同故土的关系今后更加频繁密切，华人的自我意识会更强烈，华人的固有文化非但不会被吸收同化，而且还会进一步发扬光大，最近美国各地纷纷出现的汉语学校和孔子学院即是一例。
华人念念不忘故国，坚守中华文化，拒绝接受同化，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就是不认同这块土地和人民，不看待美国作为自己的真正家园（只是来此挣钱，享受或者避难），不愿意安身立命入乡随俗，因此自然就被当作“外国人”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实际上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是由于这种执着坚持，中华文明连绵不绝从未中断，在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之中，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形成独特的人类瑰宝和世界财富。也正是这种万古流长举世无双的辉煌文明，使得华人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极大的自豪，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坚定美好的期望，正如柏杨先生所说的，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惟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
明乎此，华人就不要再空谈进入主流社会，也不要处处以白人上层社会的标准来强求自己了。既然不想被同化，既然完全融入是不可能的, 做个堂堂正正的外国人也未尝不可。美国华人的当务之急，就是清醒认识自己的真实社会处境，放弃一厢情愿的迷思，努力去改变一盘散沙内斗不休的通病，尽量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样一方面可以自我保护，守望相助，互为声援，对抗作为“外国人”所受到的不公和歧视，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加选举，集体表达诉求，影响政策制定，维护自身的权益。美国华人已经达到6百多万了，教育和收入也不低，力量相当可观，如果真能合众为一的话，相信即使作为“外国人”，也是无人可以轻视的。
（2011 年 11 月 23日 ）
趣议政治人物的鞠躬
一
西风东渐以来，东亚各国社会日益西化，传统社交习俗也不例外，比如握手取代了作揖，鼓掌代替了欢呼等，但有一项传统礼节却被保存下来，甚至被发扬光大到政治领域，这就是鞠躬。
鞠躬在东亚已有很长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东亚礼仪文明的一个特色。鞠躬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习俗，能够表达由衷的尊敬和真诚的心意，除了在日韩两国有时用得太滥太虚以外，于适当的时机行使鞠躬之礼，比如在葬礼上表示对于逝者的悼念，在婚礼上表达对于父母的感激，在演出比赛时表示对于观众的谢意，在毕业时表达对于老师的尊重，等等，还是一个非常郑重得体的礼数。
鞠躬现在更被进一步引进政治领域，成为政治人物向民众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由此勾画出东亚政治舞台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比如鞠躬道歉，鞠躬谢罪，鞠躬下台等等，日本早已有之，韩国紧随其后，然后扩及到台湾，现在大陆也渐渐流行。联想到在过去漫长的东方专制社会里，官老爷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老百姓草芥不如，下跪磕头，现在变成人民为大，唯民是从，官是公仆，俯首听命，民为主人，受之无愧，这个变化可真够大的。
华人政治人物的鞠躬，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台湾的民选官员，无论选举胜败，选后对选民致意时，都要弯腰鞠躬。2008年总统选举，国民党大胜以后，为了向选民表达感谢，当选总统率领全党高层，面色凝重，在台上向民众行九十度鞠躬，时间长达十几秒。在场的外国记者写道，如果不听台上人物们的发言，只看他们的举动和表情，一定会认为国民党在这次大选中遭到了惨败。
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平时衣着简朴，行事低调，很少出头露面，但在夫君竞选总统期间，感念兹事体大，勉为其难地外出拜票。她深入路巷井肆，集市街坊，无论小商小贩，小吃小摊，行人坐客，都要趋前致意，逐个握手请托，尤其是每次握手时，必定双手紧握，两眼正视，鞠躬九十度，谦卑诚恳，恭敬有加，给现场市民以及电视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竞选期间人复一人，日复一日，不辞辛苦，频频鞠躬，真是难为了这位一心想要远离政治的银行职员。马英九终于当选，周美青襄助有功，被民众誉为“超级助选员”（某报为此还有专论“谈周美青现象”）。由是之故，与前第一夫人吴淑珍相比，周的形象一直居高不下，其受欢迎程度一度高达47.1 %，甚至超过马英九总统。
政府官员向民众行鞠躬之礼表示道歉，近年来在大陆也开始出现，比如2011年7月温甬铁路追尾事故发生以后，温家宝在温州看望事故受伤者，当场向遇难者家属鞠躬道歉。2007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环保局局长周生贤，就环保工作中出现的过失和不足，向代表鞠躬道歉。2011年5月，兰州市长袁占亭在市民见面会上，因城市整治造成交通不便一事表示歉意，然后走下讲席，来到前台，向市民代表深深鞠了一躬。2006年10月，广州市教育局长华同旭在电视座谈会上，就教育行业不良风气问题，起立向市民鞠躬道歉，等等。这些都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
大陆官场鞠躬风气的出现，与东亚其他民主国家又有些微不同。那些国家一般是在实行了自由选举以后，平民变身为国家主人，官员转而成了百姓公仆，因此仆人自然要学着向主人俯首弯腰（看看现在台湾官员，那个不是战战兢兢，唯恐得罪选民引起众议，丢了官位失去饭碗）。但是大陆目前仍然实行高压专制，只有党禁报禁，而无自由选举，官员都由党委选拔，民众不能参与，而且买官卖官盛行，无关政绩功过，在这种特权官僚体系下，大陆官员竟然也开始仿效其他民主国家，向被剥夺了选举权利的，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弯腰低头，这其中想必另有其它缘由。
被誉为当代民主政治推手的互联网络，应当是这种变化的的直接原因。由于可以使得民众自由获得信息发表评论，互联网络已经成为当今最大的公民社会，而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形成的舆论风向和民意压力更是非同小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官员上网收集信息，越来越多的政府决策（包括官员任命奖惩）依赖网络，网上民意已经成为当局不得不正视的社会力量。虽然目前中国没有民主投票，官员不必俯允众意取信于民，但是如果网上民怨如潮，官员必定下台，腐败一旦上网，贪者难逃追究，这就迫使大陆官员放下身段，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公众形象，弯腰道歉就这样出现了。或可谓民主尚未成功，官员超前鞠躬，将来这也可以算作信息时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色了。
二
当代西方官场礼仪似乎没有鞠躬这一礼节（除了王室教廷以外）。无论就职典礼，议会演讲，新闻发布，接待外宾，鲜见有人弯腰鞠躬，这也是风俗文化不同，从小教育使然。不过最近却出了一个异数，那就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这个奥巴马自上任以来，在会見英国女王，沙特國王和日本天皇時，都行弯腰大礼，九十度鞠躬，俯首及地，谦卑恭敬，实属少见，因而得到了一个“鞠躬总統”(Bowing President) 的雅号。
奥巴马此举，可能是童年在亚洲住过几载，耳濡目染东方礼仪，认为对于悠久王室的年高代表人物，行鞠躬大礼更能表示心意。考虑到这些帝王多半家世源远流长，声望显赫荣耀，长期以来在本国民众中深受爱戴，加上他们大都老迈龙钟，年事甚高，上台不久的年轻奥巴马以鞠躬的形式对他们表示尊重，倒也未可厚非。
不过，奥巴马对最近来访的中国主席胡锦涛，也行九十度弯腰鞠躬大礼，倒是有些令人不得其解。胡氏既非来自显赫王室，又不年高德昭，实在不知奥巴马此举所为者何。实际上，胡锦涛还是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予以明确谴责的“邪恶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维持政权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唯一的解释就是，奥巴马对胡氏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在奥巴马来看，胡锦涛所代表的国家，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蓬勃发展并且日益影响全球，可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了，而美国经济持续衰退，几乎频临破产，亟盼中国出手相救。此消彼长时运不济，奥巴马陷于困境有求于人，因此只好英雄气短俯首称臣了。
在个人方面上，奥巴马或许也认为，胡锦涛本人大概是当今世界最有力的人物了，他身兼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党政军警舆论大权在握，牢牢统治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并且不必对民众负责，也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更无人敢于公开指责或挑战他，是一个令人畏惧，受亿万人顶礼膜拜的超级领袖。而奥巴马尽管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但只掌握着有限的行政权力，日常施政受到国会，法院和反对党的严密监督，私人生活则被媒体紧追不舍，每天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公开批评，抗议甚至叫骂，以至于必须谦卑谨慎，如临如履，是一个事事要听命于民众意见的平民总统，与高高在上的神秘东方领袖相比，年轻的奥巴马想必感到有些矮人一头自叹不如了。
实际上奥巴马完全不必妄自菲薄，对着胡锦涛卑躬屈膝，因为这个胡氏倒真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中国虽然表面上经济繁荣，但是内部矛盾极其严重，产业结构失衡，房地投机过度，金融危机四伏，假冒伪劣充斥，整个经济好像建立在沙滩上，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而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之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目前的经济危机也决不意味着美国会从此一蹶不振。
胡锦涛本人虽然军政大权在握，但事实上每天都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各地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整个社会充满强烈的仇官心理，贫富民族宗教之间的对立已经难以调和，高官富人纷纷海外移民准备后路，说不定哪一天中国这个火药桶爆发，人民上街起义推翻独裁贪污政府，中共头目们难免落得一个齐奥塞斯库或者卡扎菲那样的悲惨下场。对于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独裁领袖，作为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奥巴马大可不必心怀敬畏惶恐。
（2011 年 11 月 15日 ）
也谈联邦制
自从清末开始，关于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了，最近这个争论又上升到了新的层级。
在著名的“零八宪章”中，中国的新一代民主领袖们提出，“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而中共第二位的领导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随后予以强硬反击，他在2011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中共如此高调地反对联邦制，暴露出它害怕任何政治变革的虚弱心理，担心任何可能的政治改变将会影响它的专制，削弱它的独裁，甚至断送它的统治，终结它的命运,
吴氏的讲话也凸显出中共官僚极端的颟顸无知，他们错误地将联邦体制等同于现代民主制度，认为实行联邦制就等于和平演变，江山变色，就意味着交权下台，还政于民，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将联邦制视作洪水猛兽和异端邪说，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予以批判驳斥。
实际上联邦制只是一种统治形式，其特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联邦组成单位）对国家实行分权管理，地方政府享有比在其它体制下更大的自主权限，比较适合民族众多或者地域广阔的国家。联邦制和现代民主体制没有必然的关系。民主国家可以采用，比如瑞士等，专制国家也可以采用，比如缅甸等。是否采用联邦制，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比如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经济发展等等。
当代世界的政治体制虽然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不过通过政体实质和政体形式这两个标准，还是可以将其简单地加以分类和了解的。所谓政体实质，就是政府权力源出何处，世上所有政体，据此可以分成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两大类型。所谓政体形式，就是政府内部权力如何分配，各国政治体制依此可以分为联邦制和单一制，总统制和内阁制，以及君主制和共和制等。政体实质的标准是二元的，一个政体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还有一些政体处于过渡状态），政体形式的标准则是多元的，比如美国，既是联邦制，又是总统制，还是共和制。
当代君主政体大多为立宪君主制，由民选议会组织政府，主权在民，政教分离，君主统而不治，是为“虚君共和”，但是立宪君主并非只是一个象征，或者一个摆设，一个橡皮图章，君主的权力只是受到限制，并未完全被剥夺，它仍然是国家机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家动乱和政府危机时刻，立宪君主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象英国宪政规定，只有国王才能任命首相，签署法律，解散议会，虽然这些权限在平时只是例行公事，但是在非常时期，英王可以通过审慎斟酌地行使这些权力对政局施加相当的影响。
政体实质和形式是相对独立的，并没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比方说采用联邦制的国家就一定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可以采用任何一种政体形式，比如瑞士采用联邦制，法国实施单一制，美国实行总统制，德国实行内阁制，又比如意大利采用共和制，英国实施君主制等等。专制国家同样也可以采用不同政体形式，比如缅甸采行联邦制，中国实行单一制，苏丹实行总统制，朝鲜采用内阁制（金日成曾经担任朝鲜内阁首相长达24年），又比如越南采用共和制，沙特实行君主制等等。
“零八宪章”关于实行联邦制的倡议无疑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和真正有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的。但是今天在中国提倡联邦制，原因和内容都已经和传统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果说过去关于联邦制和单一制的论争是见仁见智各含利弊，双方皆有所本的话，现在则是非要实行联邦制不可了，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藏新疆台湾的独立运动向国家统一提出的的挑战已经不能视而不见了。
传统的联邦主义观点（比如认为中国国土辽阔，省份众多，中央政府如果干预太多，将会影响地方的发展等等）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面前已经逐渐缺乏说服力，但是藏疆台湾的独立运动，随着普世价值的深入人心，正在此起彼伏日渐高涨，并且日益区域化和国际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尽管中共使尽浑身解数，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大棒加上胡萝卜，仍然难以弭平边疆动乱，甚至火上加油愈演愈烈。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尝试实行联邦制，它是在统一的国家中处理高度差异性民族宗教问题的最佳选择，也是在统一的国家中实现不同语言、文化、习俗的人民和平相处的最好安排。
未来的中华联邦，其形式也不是过去经常提议的，以省为单位的联邦体制（所谓联省自治等等），而是以大区作为组成单位的新型联邦。中国内地各省（中国本部）的中央集权管理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连续不断非常稳定，各省互相依存融为一体，已经无法分开，因此也没有必要单独加入联邦。在未来的中华联邦里，内地各省可以自成一区（可以称为“中原区”或“大陆区”），台湾，西藏，新疆（或许再加其它民族地方）各为一区，各区共同组成联邦。对内实行高度自治，包括自行制定宪法，自行决定政府形式，自行选举官员，自行课征赋税等等，对外同属一国，外交军事以及重要经济事务由联邦政府统一行使。
在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可以召集制宪会议拟定联邦宪法草案。如果疆藏台湾人民，经过自由投票以后，愿意加入新的联邦（相信一个民主繁荣辽阔强大的中国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么一个民主多元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就将因此而成立。如果在内地各省展示出最大的诚意以后，疆藏台湾其中个别地区的人民，仍然不愿加入新的联邦，执意要独立建国，那就由它离去吧，双方可以谈妥遗留问题然后分手告别。毕竟时代不同了，民意正在取代暴力，自由投票胜过了流血征服，象美国内战那样通过战争杀戮来维持联邦统一，在当今时代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了，而如果魁北克省在1995年公投过关以后宣布独立的话（当年独立派以49.4%对50.6%的些微差距落败），相信加拿大联邦政府也不会对其宣战的。
（2011 年 11 月 2 日 ）
浅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4—），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就到达终点，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但其他的世界角落还在追赶历史。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理论引起了很多质疑，一些学者认为，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民主体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距离一个理想社会尚差很远，其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就是代议制政府软弱无力效率低下，经济活动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造成了经济活动的盲目性，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不断发作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导致经济的停滞和衰退，甚至自身社会的动乱。美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走向衰弱，以及最近英国法国的骚动就是一个例子。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于这个理论更是严加痛批，声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亡，而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全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破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西方至上观念，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创举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发展模式”推动了世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再认识，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选择的再认识，证明了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
但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福山的理论并非毫无道理，而近年来的某些最新的发展更提出了进一步的论据，证明了自由民主制度真的可能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体制了。
一个明证就是，人类的意识形态进化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古代开始，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预测和想象，像是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国孔子的天下为公，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等等，这些设想悲天悯人，用心良苦，规划细致，设想周全，的确让人心动。但是自从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在二十世纪逐渐风行世界以后，尽管各个国家各个领域不乏思想大师，但是再也没有人提出关于未来的理想，再也没有人致力于规划将来的宏图了。这一方面说明人类的意识思维变得更加实际，更加理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已是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体制中最好的，再也没有人能够设想出更好的了。
近代西方比较有影响的未来大师或预测学者对于未来社会的政治发展也有不少的见解，比如托夫勒认为，未来的政治体制，将会因为利益更加多元化，更难形成多数共识，因此应当采取效率更高的少数派民主，扩大直接民主和民众参与，下方决策权力。而另一位未来大师奈斯比则认为，中国目前实行的从上而下的纵向民主很有生命力，这种民主形式充满了活力，参与性也更高，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抗衡西方的另外一种发展模式。所有以上这些推论，都是立足于现存的各种体制，没有多少新的内容。
另一个明证就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为了和资本主义制度竞争，为了取得更快的社会发展，很多国家尝试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比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共产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人民国家等等，但是其中没有一种能被证明是比西方文明更为先进，更有希望，更有生命力，更能代表未来前途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计划配给经济和封闭的外交政策，自称是比西方文明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代表人类的希望和未来，一度唤起了很多落后国家人民的热情，但是最后还是轰然垮台烟消云散。特别是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作为当代最具挑战性的社会主义政权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明确宣告了民主制度在整个世界的普遍获胜和人类政治体制演变已经到达顶点。
著名历史学者亨廷顿认为二十一世纪最有可能挑战西方文明的是中国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个立论现在看来缺乏足够的依据。虽然中国目前的体制，因为和几十年来的巨大经济发展连在一起，似乎证明了它有某种生命力，有人甚至认为它能够解决西方体制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将会取代西方民主，成为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实际上，中国实行一种过时的独裁制度，一个官僚权贵集团垄断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而这个集团的堕落和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表面虚假繁荣掩盖下的中国社会，官民贫富民族等矛盾正在越积越深，整个国家好像处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药桶上，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或迟或早，中国也一定会建立西方式的现代民主体制。
当前唯一能够正面挑战西方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实际上也是自身难保。伊斯兰教主要流行在贫穷落後的地区，例如阿拉伯联盟的22个成员，在茉莉花革命以前，不仅没有一个实行民选，战乱频仍，械斗不休，社会封闭，而且经济水平相当低下。除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教还在亚洲和非洲发展，大多数国家也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如果说是伊斯兰国家体制能够代表人类的前途，非常难以令人信服。伊斯兰世界目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面对现代化，而最近包括茉莉花革命在内的民主运动的出现，证明了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终究也会在伊斯兰世界取得胜利。
第三个明证是普世价值的全球化。普世价值是人类进步的共同结晶，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最高价值准则。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普世价值已经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公布以后，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天赋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任何国家或者政府不得借用主权名义剥夺基本人权等等观念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各国民众的普遍拥护。普世价值的提出和受到普遍的接受，意味着构成历史的基本原则的发展已经到达了最高级的阶段。
基于普世价值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和终极的制度形式，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全球性的民主浪潮前赴后继此起彼伏，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新近诞生的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苏东解体以后的国家，纷纷模仿西方，尝试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尽管有些尚在试验有些还未成功，但是总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一致的。
著名学者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实际上也隐含着资本主义体制可以与世长存，没有其它体制能够取而代之的观点。自由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它的开放性质，没有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以及其它同代思想家描述的各种社会弊端，早已经被彻底解决，而采用渐进改良的方法，新的问题也将会被慢慢解决，包括目前的经济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没有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体制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在现行框架内不断完善自己而逐渐改进，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构思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
对自由的需要，是人性中固有的，最重要的一种需要，是人类天生具有的一种最强烈的本能，是具有人性的人的本质，所以历来才有“幸福来自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等等哲理名言。人类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人生而自由，进入民主法律制度为代表的，理性更高的社会，因此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人人获得自由的过程，终点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当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从根本上满足了人性中的这种需要的时候，历史就走向终结。
（2011 年 10 月 2 日 ）
纪念柏林建墙50年，联想戈尔巴乔夫
西方国家最近（8月13日）隆重集会纪念柏林建墙50周年，悼念柏林墙造成的死难民众，庆祝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德国的自由统一。 当天全场集体默哀1分钟，教堂钟声长鸣，公共汽车、火车停驶1分钟，议会大厦降下半旗，德国总统和总理分别发表讲话，位于波诺尔大街的“和解教堂”用7个小时的时间连续朗读死亡人员名单及生平简介。这些活动使人想起了与之相关的一些政治风云人物，比如1963年在柏林墙下发表“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演讲的的肯尼迪，1987年在西柏林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座墙吧”的里根，当然还有导致柏林墙于1989年最终倒塌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民主化浪潮席卷东欧时，迫切希望统一的德国人民开始冲击柏林墙，1989年11月，东德当局意外下令开放戒备森严的柏林墙，数千名东德人蜂拥前往西德。戈尔巴乔夫原本可以动用驻扎在东德的50万苏军镇压反抗势力，但是他顶住了强硬派的压力，拒绝采取行动，从而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自由统一。戈尔巴乔夫后来向世人宣告说：“我非常自豪我们所做的决定，柏林墙不是简简单单地倒塌了——它是被摧毁了”。后来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仪式上，总理默克尔代表德国人民感谢戈尔巴乔夫： “柏林墙的倒塌要归功于你，你勇敢地放手，让一切自然发生，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期盼的”。
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驰骋其上者不乏出类拔萃之辈，比如领导二战走向胜利的罗斯福，丘吉尔，献身本国人民独立自由的甘地，曼德拉，又比如鼓吹革命发动起义的孙中山，列宁，励精图治调和鼎鼐的阿登纳，李光耀等等，但是要以执政的影响，波及的国家，全球性的后果，以及历史上的意义来说，二十世纪的政治人物中，大概没有人能超过戈尔巴乔夫，可以说他扭转了旧世界的乾坤，奠定了新世纪的基础，称得上是二十世纪真正的政治巨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堪称现代版的堂吉诃德，他单枪匹马朝着苏联帝国这架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没有顾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没有担忧个人的权力地位。“我生活的目的就是去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他先是倡导“新思维”，发起”和平革命”，放弃独裁权力和一党专政，取消共党领导军队，政府，警察，公共权力的特权，给予人民真正的集会言论游行结社组党权利，随后几年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终结了苏维埃专制独裁，建立起民主政体，并允许各个加盟共和国实行民主自决，最终瓦解了长达七十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邪恶帝国—–苏联。
戈尔巴乔夫还放弃了臭名昭著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了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停止了武力干预），禁锢了半个世纪的东欧国家从此获得了自由。他支持德国民族自决和政治统一， 解散了华沙条约，签署了禁止核武器扩散协议，停止了入侵阿富汗，影响所及，亚洲和非洲许多共产党政权倒台，让位于人民的直接选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威胁和扩张消失，全球核大战的危险彻底消除，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成为全球的共同追求和目标。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人类前途和世界格局影响之深远，甚至超过了真刀实枪的二次世界大战。
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在苏联解体以后参加选举被人民抛弃，有人称之为叛徒和卖国贼，因为他的改革使得苏联帝国一去不复返，然而历史的评价不是简单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更不能以权力的归属作为评判功过的标准。 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等生前受人顶礼膜拜，大权在握一直到死，甚至死后还有备极哀荣，受到少数民信徒的怀念，但从统治的后果来看，他们都是戕害人类生命造成巨大死亡的历史反面人物，恶贯满盈，罄竹难书，时间愈久，恶行愈彰。
而在另一方面，英国的丘吉尔在领导二战胜利以后不久，尽管威名享誉全球，声望如日中天，却被本国民众无情地抛弃，在大选之中狼狈落败，从此走入下坡，复无当年英雄气概，然而综其一生盖棺论定，丘吉尔对本国和世界的贡献超出了其他任何一个英国人，因此仍然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和二十世纪全球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在韩战中成功地策划了仁川登陆，彻底粉碎了北韩入侵，声望达到五十年戎马生涯的顶峰，随后因与政府争吵，被愤怒的杜鲁门总统公开撤去所有本兼各职，“立即生效马上交接”，仓皇下台风光不再，悄然逝去备受冷落，但他还是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如果不是最伟大的将军的话），载入了美国史册，名字与著名的西点军校共存同在。
二十世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百年，不仅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更重要的是，人类几经梦想，几经疯狂，几经血泪的洗礼，几经战争和贫穷的创伤，终于抛弃了专制独裁，选择了民主政治。进入新世纪以后，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民主制度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自由世界的影响毋远弗届，民众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这个转变过程历经几波民主化浪潮，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得以完成，而冷战的结束，则是这个文明进化进程的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一幕。导致冷战结束和世界两极格局瓦解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他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世界”。戈尔巴乔夫后来虽然黯然下台，门前冷落无人问津，但是他的改革目标已经达到，他的民主使命已经完成，他的伟大历史地位因此也已经完全确立，无人可以撼动。
（2011 年 8 月 31 日 ）
也谈国家，奥运及国旗
窃以为“国家”一词含有两层意义：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国家，应当是指由土地，人民，政府组成的历史地理共同体（英文country 或nation)。这种含义的国家，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存在或者地理概念，没有很多政治色彩，但有很强的感情归属感，类似于人们常说的“祖国”，“家乡”，“故乡”等，甚至有人将其形容为“母亲”。它也是爱国主义的起源，因为不分阶层，性别，信仰，理念，人们对于祖先居住和生我养我的地方，总是充满了特殊的感情。“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地理国家，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历经朝代更替，天灾战乱，现在仍然是全球华人的心灵归宿。
狭义的国家，应当是指由人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或曰政治国家，英文state）。这种共同体通过暴力或契约建成，政府是国家的集中表现，对外对内代表国家，履行政治国家的基本职能，比如保护人民，防御外侵，维持秩序，分配资源，组织生产，调节经济等，而人民则是通过纳税服役和选举（在民主国家）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狭义的国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马列主义更是认为政治国家是暴力专政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因此并非受到自己人民的一致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国家，它通过暴力在1949年建成，实施极端专制的独裁统治，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一直受到海内外华人有识之士的质疑和挑战。
无论是在广义的国家或者是在狭义的国家，人民和政府都是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两者本身都不能等同于国家或者高于国家。如果认为人民就是国家，那就容易犯民粹主义（比如目前台湾政治就是一味强调民意至上），如果认为政府就是国家，那就成为国家主义（中共政府就是经常窃用国家名义去谋取一党之私），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都会伤害到真正的国家利益。
人民和政府也都是国家的责任相关者。一个国家如果取得了进步或者成就，一定是人民和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国家如果犯下了过失或者错误，也一定是人民和政府的共同责任。但是在专制国家，因为人民被剥夺了基本人权，不能知情，与闻，参加国家事务和政策制定，政府强力主导一切，人民被完全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那么政府要为错误承担全部和最后的责任。
由于长期的封建家天下君王朝传统，很多国人对于政府和国家分不清楚，错将专制独裁政府当成国家，比如在论坛上，有人就曾说过，“母亲也会犯错误，做子女的应当原谅母亲”，或者“祖国啊，不要因为我批评了你几句，就认为我不爱你了”，这样就使中共有机可乘，利用民众爱国之心，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拖延进行政治改革。正如梁启超说的，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政府，以致爱国之心用错地方。其实海内外华人对于中国政府的激烈批评，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而正是反对中共对于神圣祖国的蹂躏践踏。
2008年北京奥运和1936年纳粹奥运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专制政权自吹自擂虚张声势，粉饰太平掩人耳目之举。中共倾尽国力举行豪华赛事，政府邀请全球政要免费来华共襄盛举，官员胁肩谄笑欢迎各国选手游客，无非是向世界显示中共领导有方，执政成功，繁荣昌盛，歌舞升平，以此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正统化，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北京奥运中国金牌第一，中共的目的暂时达到，面上赫然有光，但是普通人民没有任何实质好处，人权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所谓人民自豪和国家骄傲只是一派骗人空话，纯粹麻醉民众而已。
场内歌舞，场外戒严，会前宽松，会后收紧，口喊和平，心系暴力，北京奥运真正是一次欺世盗名的“壮举”，一场完全违背奥运精神的“盛会”，将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1980年莫斯科奥运一起，列入百年奥运历史的少数几个负面典型。对于已经觉悟的华人来说，北京奥运实在不屑一顾，正如1936年一位流亡海外的德国人士所言，柏林奥运的确非常成功（德国也是金牌第一），但是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作为中共专制政权的遮羞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朝代了，未来的自由中国，定会舍弃这个虚伪骗人的国号，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华“第三共和国”（继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号待定）），那将是一个真正和平的，人民自己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华人共和国，一个象征数千年中华民族再次中兴，各民族共存共荣的联邦共和国，一个屹立不倒与世长存的东亚共和国。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都是暴力专制的产物和血腥镇压剥削的象征，所谓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基础，中共核心力量等等，更是荒诞不经自相矛盾，将来中国民主政治实现以后，肯定都要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日前香港曾经发生当街践踏五星国旗，以此向中共表达抗议的事件）。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或许可以保留，以便用来教育和激励后代，因为它是先于中共建政而问世的，是一首曾经十分流行的抗日歌曲。
（2011 年 8 月 06 日）
庶民自我意识觉醒 中国公民社会隐现
正当中国政治改革踟蹰不前的时候，中国的公民社会却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去年上海居民楼的大火，到最近温州德铁路事故，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趋势。当民众越来越意识到生命的无上价值，做人的基本尊严，财产的不可剥夺时，越来越以互相合作的精神不屈不饶的为自己的利益抗争时，现代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出现。
虽然公民社会的存在与功能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不全然都是政治，但是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在建立民主社会过程中同国家（政府）和市场一起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三个领域之一。公民社会能够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政府侵犯，也能够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公民社会的自治精神，参与意识，公开透明，权利义务，法治契约，多元互助等等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必然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
这次温州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震动整个社会，牵动全国民众注意。政府在修建高铁中的贪大求快急功好利，在事故发生以后试图掩盖真相和野蛮善后，甚至掩埋车厢提前结束抢救，以及推脱责任归咎于恶劣天气，无不引起死伤者的家属以及民众的痛骂斥责，部分家人甚至公开拒绝接受政府道歉，要求查明真相，严惩失职，还给死者一个公道，更有民众集体前往政府机关和车站广场，扯起白色布条，举着死者遗像，抗议政府救援不力，草菅人命。温州还举行了万人烛光集会，表达哀悼和悲愤。一时民怨如潮，来势汹汹，凸显了公民意识空前的觉醒。
作为公民社会重要标志的媒体，这次的表现也不遑多让。尽管铁道部发言人一再鞠躬道歉，在场的大批记者还是义愤填膺愤怒质问，铁道部长在一片喊打声中，竟然象丧家之犬一样，一言不发仓皇地离开记者会。事故发生以后，地方媒体网路新闻连续现场采访，穷追不舍追踪报道，消息巨细无遗，新闻铺天盖地，呈现一片挞伐之声，堪称媒体大起义。面对官方后来发布的的噤口令，许多报纸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而铁道部最近公布的早期赔偿奖励方案，更令舆论大哗，痛批不止。
民众不依不饶，媒体穷追猛打，政府不断道歉，官员连番撤职……….., 这些场景，猛然一看，好象发生在日本，韩国，台湾等等亚洲新兴民主国家，但是确确实实出现在中国，出现在一个中共统治下的千年专制大国。世道确实变了，这些在毛邓时代，甚至在数年以前（比如2009胶济铁路造成72人死亡的特大撞车事故），都不可能发生的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可见历史自有它的发展规律，政治改革可以人为拖延，但是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却无法阻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中共经常借用的一句话，用来形容早年的农村土地“革命”，现在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于中共自己。中东“茉莉花革命”，肇因于一个小型社会突发事件，政府的野蛮执法激起了民愤，受害者的亲戚朋友以及邻近社区的民众上街集会抗议，开始只是表达极度的愤怒以及对于死者的哀悼，并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后来却触发了各地民众对于专制政府的长期不满，演变成大规模的全国性政治抗议，最终推翻了长期独裁政府，确定了制宪会议选举，并且引发了其他中东国家的民主浪潮。
中共目前使用巨额经费维持社会稳定（甚至超过了军费），严厉控制媒体舆论，残酷打压异议人士，扼杀任何不稳因素于萌芽之时，表面看来江山还算牢固，但是内部矛盾极其严重，贫富差别令人无法容忍，社会对立已经难以调和。更为严重的是，党国体制内部充满贪官污吏甚至衣冠禽兽，政府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民众对于政府的作为充满极度怀疑，甚至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政府的幕后黑箱作业，整个社会充满强烈的仇官心理，殴官杀官者甚至成为民间的英雄。政府这样不得人心，民众如此恨官仇富，这种社会恐怕举世也属少有。公民社会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壮大，将来再有群体事件风吹草动，中国的社会进步运动，真有可能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2011 年 7 月 30 日）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这里冒昧借用龙应台女士给胡锦涛的信作为题目。
龙应台最爱中华文化，但她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样一句话来敦促大陆实行民主政治，说明她认为华夏文明不能盲目自大，其中良莠混杂优劣参半，而大陆目前的所谓儒家政治文明显然是落后于世界主流的。
“华夏文明的生命力”的作者认为，由于华夏文明的抗衡，西方文明才没能实现全球的政治统一（这里提到的政治统一，应当是指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亦即普世价值的统一，而非领土的统一）。
普世价值已经是人类目前的最高发展（且不说有人预言普世价值已经是历史的终结了，如Fukuyama），断言华夏文明能够抗衡普世价值，无疑是说华夏政治价值与普世价值同样先进甚至更为优越，更具生命力。 这个结论明显是错误的，华夏文明的政治部分是落后的，是一种专制政治（有人称为东方专制）的价值观念。
华夏文明的政治部分，主要包括统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仁政，德化，人治等），以及官吏用人方面的任命制度（考试选拔委任指派）等两个主要的方面，这些内容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目前仍在大陆流行着。所谓民本主义，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可以非常仁慈的对待他的臣民，比如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民贵君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中共目前的口号）等等，但是，臣民绝不可以怀疑指责在上位者，绝不可以妄议天下大事参与国家政治，遑论自己决定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了，所谓天下有道，庶民不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虽然比暴君统治稍微好一些，民本主义仁政仍然不过是在一种家天下而非公天下的体制下，由一个心慈仁善的主人宽厚地统治着一群奴才罢了，自由意志和言论表达完全被剥夺，与现代民主政治毫无共同之处。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无论怎么标榜自己是“人民政府”，怎样张口闭口不离人民二字，也是不可能做到真正为人民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这也就是林肯总统曾经说过的，只有一个民选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
考选任命制度，则是剥夺了人民的最基本的民主政治权利----选举权。各级官吏都是在一个小圈子内产生，甚至由长官一人决定，暗中交易，私相授受，任人唯亲，论资排辈，人民毫无一点影响，只能老老实实接受统治。遇到贪官污吏也是无能为力，惟有乞求清官出世明君再现。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有着自身的特殊利益，寄生在社会躯体之上，吸收民脂民膏，欺压凌辱百姓，并用一套君君臣父父子子，上智与下愚不移，刑不上大夫等理论强化巩固这个官僚阶层。中国大陆现在实行的仍然还是这样一套官僚制度，虽然名义上不再是一家一姓的世袭天下，但是执政党权贵，官僚阶层和国有经济集团勾结在一起，盘根错节巧取豪夺，人民的沉重负担甚至超过封建时代。
如果认为大陆目前这一套民本仁政统治和任命考选制度，因为能够带动大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是最适中国国情，最为成功有效，最有生命力，最能代表中华古老文明，最能超越和抗衡普世价值，那是明显与事实不符，睁眼说瞎话了。且不说这种统治在理念上有悖于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和其它公认的国际准则，明显违背历史潮流，就是在实践中，经济起飞造成的吏治败坏，贪污横行，贫富对立，民怨载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包治百病，社会的矛盾有增无已，中国墓前好像是在火药桶上，随时可以爆发，这哪里是理想和优越的体制，哪里能比得上深入全球的普世价值和民主体制。
人类世界同时存在着多样文明的确是多姿多彩，中华古老文明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关于人际关系，家庭婚姻，文化习俗，道德修养，社会和谐的内容，还是可以保存下去甚至发扬光大的（台湾，日本，韩国等东亚民主政体保留了很多固有儒家传统文明，并且以此为自豪），大陆现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也可设法通过恢复传统文化教育着力加以改进（比如提倡礼义廉耻温良恭俭等等），但是中华文明中的糟粕，特别是政治部分，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必须坚决摒弃。只有弃旧迎新，尽快接受普世价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有人以文明不同为借口，打着捍卫固有文明对抗西方入侵的旗子，企图为大陆目前过时的封建式统治寻找历史的和文明的依据，编织正当性和合理性，用以对抗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这是明显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其中尤其那些对于强调以中国文明特色对抗普世价值最为坚持的人，大都有着自己利益上的特色需要维护，这就更加令人怀疑他们理念的真诚。
顺便说一句，龙应台也说到，在家国认同和价值认同之间，她宁愿选择后者。这也可能是台湾多数居民的想法，足见普世价值的影响已经毋远弗届超越了传统国家和文明。大陆领导人至今仍然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幻想通过经济收买来解决统一问题，这也同样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2011 年 7 月 22 日）
普世价值高于宗教和文明
“华夏文明的生命力”作者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代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并没有特别的先进性和忧越性，也并不适合于其他文明。人类社会应当允许各种文明共存，一种文明独霸全球将是枯燥无味的。
这实际上还是已经过时的亚洲特殊论的翻版，以所谓文明的不同来拒绝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内涵：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此前的很多共产独裁国家和亚洲专制国家，就曾一再高喊西方文明不适于东方国家，亚洲传统价值最适于亚洲民族，最有利于亚洲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以此对抗来自本国民众的民主自由诉求和国际社会的民主改革压力。
实际上，除了普世价值以及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的民主体制以外，这些专制国家事实上早已经全盘西化了，从生活，教育，经济，科技，时尚，文化，体育等等，随处可见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提出对抗西方文化的入侵，只是在涉及政治权力分配的普世价值问题上，亚洲独裁者们才极力地加以反对和抵制。 这就说明所谓文明的不同只不过是独裁者维持自身权力的借口罢了。
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特性以外（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宗教和文明），还存在着超越各种差别的共同性，即人性，或人类的共同天性，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就是建立在这种人类共同天性基础上的，因此它超越任何组织，民族，国家，宗教和文明，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国家最早提出了普世价值，并且应用于实践。但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亦非基督教文明所独有，它是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对自身共性的一种公开和明确的承认。
普世价值可以超越宗教差别。很多非基督教的国家，已经实行或正在尝试民主体制，比如佛教国家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等，甚至偏远山国尼泊尔也在推行君主立宪。即使最为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随着普世价值日益深入人心，民主观念毋远弗届，最近也爆发了茉莉花革命，传统独裁领袖纷纷下台，社会民主转型已经开始。随着时间流逝，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终究也会实现。
普世价值与传统文明也并不矛盾。包括历史最为悠久的东亚儒家国家，在保存了自己固有的文明的基础上，大都接受了普世价值，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比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香港等。就连最古老的儒家文明大国中国大陆，普世价值近来一再成为焦点话题，民意觉醒已经无可阻挡，甚至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赞成的声音，比如总理温家宝就曾说过，“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各国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普世价值以及相应的民主体制正在向全球各地迅速发展，并且已经超越各国在宗教、人文、地缘、历史、国情上的千差万别，从发源地的西方扩展到了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的一半以上，这一趋势似乎不断地做出证明，普世价值是真正使适于全人类的，任何借口（包括所谓文明的不同）都不能阻挡它的普及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目前宪法上载明，中国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宪法是国家的基本大法，左派人士如果坚持到底，一定要用华夏文明抵制西方文明的话，首先该做的就是呼吁废除目前的宪法，然后根据传统儒释道的基本理念制定一部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新宪法，这样才能发扬华夏文明，抗衡所谓西方文明的政治颠覆。
（2011 年 7 月 15 日）
中国人的政治素质
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的政治素质大概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至今仍然是全球仅存的独裁专制大国。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世上鲜有其他民族，同中华民族一样，当本民族的一小部分先进人物为了整个民族的进步努力奋斗，甚至献出热血性命的时候，另外相当数量的同胞庸众，不仅不予以支持（即使暗中同情也罢），反倒在一边冷嘲热讽，恶言相向，甚至通风报信告密出卖，恨不能将他们炒家灭族赶尽杀绝，简直好像这些仁人志士所犯的就是杀人放火强奸掳掠一类的滔天大罪一样。
其实当这一小部分仁人志士鼓吹奋斗的事业成功以后，这些同胞庸众也是受益者，但是他们就是懵懂无知，不明事理，昏庸愚昧，冥顽不灵。
今年全球华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秋瑾，徐锡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等又被人们高调提起并追思悼念。先烈们的献身精神的确令人十分钦佩感慨，但当时也有一些与之很不协调的场景，回想起来令人感慨。
秋瑾在刑场被斩首后，围观的看客们抢着用烈士的鲜血做成人血馒头回家治病；谭嗣同在菜市口被砍头以后，聚集周围的看热闹的民众争向义士的尸体上投掷石子，此情此景，如果两位先烈泉下有知，看到他们为之献身的同胞竟然这样对待他们，怎不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一百多年以后，同样的历史场景再次出现。刘晓波等仁人志士为了整个民族的人权进步和国家的民主复兴，冒死抗争，身陷囹圄，备受蹂躏折磨，其不屈斗志和献身精神甚至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支持，但是国内还是有大量的同胞庸众，咒骂这些仁人志士分裂国家破坏稳定，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甚至诬蔑他们是汉奸走狗卖国奸贼，恨不能食肉寝皮，置之死地而后快。 刘晓波等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不惜抛家舍业以命相搏，竟然受到自己同类如此的恶毒谩骂和切齿仇恨，这些炎黄同胞的表现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一些基本的道理，这些庸众是从来不去想的。“我們今天广泛享受的各种权利，是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争取而來的”。假如谭嗣同，秋瑾，黄花冈烈士等不去“大逆不道”，”谋反作乱”的话，至今男人还要梳辫子，女人还要缠小脚，大家都还是清廷的草民异族。
同样的道理，假如刘晓波等人不去“吃饱了没事干“，不去“捣乱”“闹事”的话，大陆的贪官污吏绝不会收敛，官民贫富对立愈演愈烈，中国必将一天一天烂下去，最终大家一同沉沦于历史的浩劫之中。
国人的这种举世少有的不明事理不辨是非的政治愚昧昏聩，大概是源于中国独一无二的两千多年的超长专制统治，以及独一无二的儒家专制思想的超长奴化教育，由是熏陶培养出世上独一无二的奴性素质。
这一点很多前人早已看到，比如清末黄遵宪说道，国人奴性甚深，从来不知民主民权为何物，纵有一千一万个卢梭前来开示，也是毫无用处。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罢了。林语堂更是不留情面地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 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几乎都不可能。
中共上台虽然为时不算很久，但是其对国民的奴化教育却是变本加厉和空前绝后的。通过严密操纵媒体，垄断舆论，把持各级教育，封锁审查新闻，利用一套似是而非的马列理论，对民众从小开始长期和全面的洗脑，鼓吹人们去做没有自己思想的“革命的螺丝钉”，“社会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党的驯服工具”等，在长期封建传统的基础上，中共利用强化洗脑和愚民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愚昧国民，其驯服奴化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封建时代。
一个事例就是，很多移居民主国家的华人，包括若干曾经身受中共打击迫害的老年华人，尽管已经呼吸自由空气多年，谈到中共仍然赞不绝口，甚至视中共为救星或者母亲，顶礼膜拜感恩戴德。听到这些人的亲共言论，叫人真是难以想象，这些人来自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并且其中多人曾经深受独裁政府的不公对待甚至打击迫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可能最终仍然需要依靠一位“开明君主”自上而下的推动和促成，比如将来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人物。
（2011 年 6 月 04 日）
普世价值论正在代替文明冲突论
最近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起义以及中国大陆酝酿的茉莉散步运动，似乎使得因“九一一”事件而名声大噪的文明冲突论遇到了瓶颈，难以自圆其说，而普世价值论则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变得毋远弗届无往不克了。
根据文明冲突论创立人亨廷顿的理论，冷战结束以后，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国际关系的重要对抗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亨廷顿尤其预言，在目前世界的七种主要文明之中，阿拉伯文明和儒家文明更有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者提出挑战。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存在着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九一一”事件即是一个例证。
可是历史的发展似乎显示出亨廷顿的理论是与现实不相吻合的，他所预言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长期对峙抗衡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反而是挟有普世价值（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优势的西方文明，正在摧枯拉朽般地向全球扩张，与此同时其他的文明正在节节败退，普世价值最终将征服和同化其他文明（主要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几乎已成定局。
以最近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为例，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家，互联网的使用率持续增高，当人民发现现实和外部世界差距过大，而对外界产生向往时，社会政治危机就可能出现，对于这个趋势，即使长期封闭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也难以避免。这次阿拉伯革命的特点是以宗教观念较淡的年轻人为主，较少传统的伊斯兰口号和反美反以口号。民众的诉求固然包括改善经济生活，也包括政治民主言论自由。虽然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会一蹴而就，但是普世价值已经逐渐深入人心，阿拉伯世界正在从几个世纪的昏睡中觉醒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最大的儒教国家中国虽然最近快速崛起，甚至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远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它实行一种过时的独裁制度，一个官僚权贵集团垄断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而这个集团的堕落和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在表面虚假繁荣掩盖下的中国社会，官民贫富民族等矛盾正在越积越深，整个国家好像处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药桶上，随时可以爆发。目前中共为了维持政权，投入维稳的开支甚至已经超过了军费开支，可见中国的形势正在逐渐超出了政府的控制，将来一有风吹草动，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必不可免。
在未来的相当时期内，无论阿拉伯国家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处于内部改革与转型的过渡时期中，普世价值更加深入人心，各个阶级或集团都将积极参与民主化过程，国家和政府将会更多地专注于国内稳定和改革事务，而无暇追求太多太大的外部目标，更不会主动去挑战西方文明了，因此亨廷顿所预示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教儒教的长期对抗冲突看来是不会出现了。
亨廷顿的失误在于，他只就各种文明作一般的比较，而忽视了西方文明包含了先进的普世价值这一根本的不同。普世价值使得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并非纯粹的文明或宗教之争，而是先进的价值与落后的价值之争，这样的相争，必然是先进最终战胜落后，落后迟早同化于先进，而不会存在亨廷顿所说的不同文明之间的长期的对抗和冲突。实际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络的普及，普世价者的扩张同化过程只能会更加迅速。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国家最早提出了先进的普世价值，并且应用于实践。但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亦非基督教所专有，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这一点甚至连中共总理温家宝在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都承认：“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也是任何文明或者宗教无法对抗的。
普世价值主要是指政治原则，而不涉及道德文化价值，因此即使将来普世价值扩及全球，其他文明中固有的道德文化价值并不会因此而失去。比如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接受了普世价值建立了现代民主体制和人权社会，但是仍然保存了儒家的很多传统价值，比如孝道，礼仪，家庭，伦理等等，可以说是儒家文明接受普世价值的成功例子。实际上，只有在普世价值的框架之下，传统文化道德价值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护和发挥，因为在过去的专制社会里，独裁君主都是歪曲和篡改传统文化道德，以便鼓吹君权愚弄百姓的。
（2011 年 3 月 30 日）
洪博培超越了李洁明
在中美1979年建交以后的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之中，李洁明是最不受中共欢迎的一位，现在看来，洪博培要超过李洁明了。
山东青岛出生并在中国长大的李洁明(James lilley，1928-2009)，对于中国十分熟悉并且怀有一种深厚复杂的感情。他毕生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1989年被任命驻华大使时显得非常激动，“回到我的出生地担任大使，是我毕生的愿望”。
李洁明上任不久即发生了中国学生运动，其间李洁明曾经去过校园和学生进行过交谈，对学生的诉求表达了同情，对于后来中共悍然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特别是当著名民运人士方励之受到中共的通辑时，他冒着危险和极大压力，秘密接引方励之夫妇进入使馆并给予政治庇护长达十三个月之久。方励之夫妇住在美国大使官邸内时，因为中共总是害怕他们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使馆人员进出和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干扰，但是李洁明顶住了压力，始终拒绝交出方氏夫妇。后来经过长期的谈判，挫败了中共的各种企图，最终成功地将方氏夫妇护送出境。
由于这个原因，在所有驻华大使中，李洁明成了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以前的美国驻华大使卸职后都多次应中共邀请回到中国参观访问，或参加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比如曾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的洛德先生，近年也曾几次应邀访华，惟独李洁明无人邀请。
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1960- ）与中国有很深的关系。他热爱中国文化，曾去台湾留学，能讲流利的国语，是美国唯一能讲中国话的州长（洪任驻华大使以前担任犹他州州长），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据说洪博培的州长官邸里到处都装饰着中国字画和陶瓷，而洪博培的国语成了他跟所有中国人交流最好的名片。
洪博培2009年担任驻华大使以后，对于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关注，可能更超过了李洁明。
洪博培曾经在2009年底会见江天勇等五位人权律师，讨论了世界人权，宗教自由，中国镇压家庭教会活动等问题；在2010年初曾经紧急约见了北京基督教维权律师张凯，对其最近遭遇的一系列迫害表示同情，并打算提供必要的帮助；在2011年初还亲自登门看望了被断电54天的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表示了慰问并与她合影。
2010年3月中国全国30多所法学院校学生来到北京参加大学生辩论会，辩论的内容就是人权和法治问题。洪博培出席了辩论会并发表了演讲，他说有的人按照中国法律谈到了一些重要的议题却被当局抓了起来，并受到审判，还被判了刑，这就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
2010年10月，洪博培在北京一家民办书店──三味书屋进行了短暂的演讲，这家书店一向被视为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阵地。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洪博培表示他同意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支持刘晓波的声明，这些声明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态度。
更引人注目的是，洪博培在今年2月20日 下午中国十三个大城市茉莉花革命的时刻，穿着印有美国国徽的制服，象征性地出现在提议中的北京集会地点—–王府井大街麦当劳附近街头，被人认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后中共发动大规模舆论攻势，指控洪博培煽动中国内乱颠覆红色政权，要求洪博培滚回美国，洪博培也不甘示弱，连续三次在使馆网站上进行了回击。看起来，洪博培注定要超过其前任李洁明，成为中共最厌恶的美国驻华大使了。
对于洪博培的行动，有人解读是为明年的总统大选累积政治资本，提高曝光度凝聚人气，酝蓄政治能量，也有人认为洪作为大使，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竭尽全力推动中国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以便减少美国未来的竞争对手。
但是，联系到洪博培到任以后的一系列作为和中美两国的历史关系来看，洪博培此举，毋宁说是体现了他的坚定的民主理念和历史的使命感，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视自由人权为生命的美国人民，对于处在专制奴役之下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关心，对于不屈不挠争取民主自由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和声援，对于一个无视民众利益粗暴对待自己人民的专制政府的谴责和抗议。
历史上，相对于其他的早期世界列强而言，美国对于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比如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兴办现代大学，推广新式教育，培养科学人才；二战之中，给予中国巨大的物资援助，并且派遣空军来华助战，牺牲了很多军人的宝贵生命；二战结束以后，力排其他国家异议，支持给予中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历史上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友好，是出于对于一个神奇独特而悠久不息的古老文明的尊敬，是出于对一个爱好和平勤奋努力，但是一直多灾多难颠沛流离的人民的同情，也是出于对于大批中国劳工献身美国早期发展建设的感激。一个小小的历史例子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二战期间美国尚未参战以前，美洲流行孤立主义，罗斯福总统一直在努力说服民众给予正在遭受侵略的国家以物质或道义的支持。在一次国会演讲中，罗斯福说到，“有些国家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正在奋力抵抗，我们应当给予他们支持，这些国家包括……”，当罗斯福读出受侵略国家的名字时，台下鸦雀无声，但当他念到中国时，全场自发爆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场面十分动人。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看来真是另有一种感情。
洪博培公开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勇敢行动延续了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友好和支持。 据传他将要辞职回国准备参加明年总统大选，尽管最新民调显示洪博培的胜算不是很大，不过还是希望他能够打一场美好的选战。
（2011 年 3 月 6 日）
毛泽东的边缘人性格及其后果
毛泽东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时间之长，可以说是空前绝的，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但是毛氏认为自己比秦始皇厉害得多 (毛曾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抗了四万六千个儒。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事实也的确如此。
一般认为，毛氏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主要缘于政治的原因。知识分子不似工农那样易于狂热和盲目服从，他们拥有知识愿意独立思考，喜欢提出异议，敢于为民请命据理力争，这些特点都是对于中共政权的威胁，所以必须时刻防范并压制他们。
但是实际情况好像并非如此。中共建政以后不久就发动了一波一波的运动，不断整治知识分子，经过多次残酷的思想改造，特别是1957年大规模反右和其后的严厉镇压，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打垮，老老实实地跪下来请求宽恕，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遑论威胁中共政权了。
但是毛氏拒绝宽恕。在后来的文革中（虽然这场运动另有其他政治目标），仍然没有放过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不仅关闭所有的学校集中批判全体教师，斗倒斗臭不让抬头，而且驱赶大批专家学者大师权威住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甚至扫街挖粪充当劳役，知识分子坠入了社会的最底阶层，人人可以得而辱之，几乎像狗那样低贱。对于一个早已低头认罪请求宽恕的弱势群体，仍然如此残酷打击几欲置于死地，而且扬言七八年再来一次，想必不仅只是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而是另有其他原因。
社会边缘人的概念或许可以解释毛泽东的极端仇恨知识分子的作为。
作家余英时曾经指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
余氏的话大抵不错，不过从青年时代的经历来看，毛泽东主要还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边缘人。除了毛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学校教育，学历不高以外，当时西风东渐，主流知识分子大多具有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但毛始终喜欢古代历史文化线装小说，从中汲取权术之道，对外国兴趣一直不大，而且毛氏也没有出国留学和考察的经历（当时十分流行），活动范围始终囿于长沙一隅，少见世面，显得孤陋寡闻，浓重土话也难与人沟通，这些都使青年毛泽东处于那个时代的文人主流之外，没有多少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家柏杨亦曾指出，社会边缘人游离于主流之外，属于弱势阶层，受到相当的歧视和冷待，由此心怀不平和仇恨，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往往有一种针对主流社会的报复心理，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两个边缘人出身的皇帝，刘邦和朱元璋，就有这种特点，特别是朱元璋。
朱元璋曾将做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此他终生引以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富人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他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因此朱元璋的统治显得特别残暴和冷酷（比如剥皮实草和大规模株连屠杀等），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
毛氏在1935年遵义会议掌权以前，也曾尝尽左翼主流知识分子的歧视和羞辱。
毛在回忆1918年在北大时写到（时毛已25岁），“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另一则同代人的回忆说到：毛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李大钊不在时，张申府是毛的顶头上司，一次要毛抄录一份目录，结果毛全部抄错，张要求毛重来，毛从此记恨在心，这就是为什么张在中共党史里销声匿迹的原因（张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毛同胡适攀关系，可惜胡听不懂湘潭话，毛认为胡适瞧不起他。一次后来当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来图书馆借书，不知为什么同毛争吵起来，傅气得打了毛一个耳光。
毛曾经出席1921年中共的一大，被捧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实际上中共早在1920年就在上海创建，1921年毛泽东还不是一大正式代表，只是一个列席人员或工作人员。据一大主持人张国焘回忆道，当时毛氏满口湖南方言，没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个被冷落的旁观者，聆听其他知识分子高谈阔论，自始至终好像不存在一样。陈独秀后来也回忆道，毛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则甚低。
毛占据井冈山成立江西苏区时，曾受到过项英、周恩来、洛甫等中共中央要人的先后指责、排挤、压制，不仅将由他辛辛苦苦创立的江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全部夺去，还被王明博古等留学苏俄回来的人讥笑为“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只会抱着三国演义的土包子”，“只懂打打游击”，是“农民意识”“富农路线”“流寇主义”等等。
这种年轻时代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屈辱经历，可能使毛终生引以为耻，因而掌权以后就产生了一种强烈打压主流知识分子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喜欢看知识分子流血，看知识分子痛苦，看知识分子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
1949年以后，毛曾多次说过，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永远不如大老粗，特别是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毛更是鄙夷之至，一再声言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学问多的不如学问少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早年主流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毛的轻视，始终让毛耿耿于怀，为此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几百万人的代价。
（2011 年 2 月 15 日）
中共宫廷政治的典型产物
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来美访问的表现，恐怕即使连亲中共的民众也颇感失望，拘谨呆板，面无表情，毫无大国领袖的风范，尤其是与谈笑自信的奥巴马相比，媒体形象相差甚远。
比如在双方记者招待会上，大概因为翻译问题，胡氏好像未能听到和回答第一个美国记者的问题（关于中国的人权），当第二个美国记者再次重申这个问题并且又提出一个尴尬的问题时（关于国会某些领袖抵制出席欢迎国宴），胡氏显然觉得这些美国记者不太友好因而明显有些不快（从胡氏的语气，动作，表情可以看出来），除了照本念出关于人权问题的一套官方说词以外，拒绝回答第二个问题，显得很没有气量和风度，也失去一个进一步向美国人民解释自己立场的机会。有网友评论说胡氏在记者会上过于紧张，有人甚至认为胡氏的表现尚且不如一个学生。
自从苏俄建立以来，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二三代领袖在公开场合下的表现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比如神秘莫测，难以接近，呆板拘束，不拘言笑，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形似木偶，毫无幽默感等等。英国王储查尔斯回忆出席香港归还中国交接仪式时曾经说过，当时在场的自江泽民以下的中国高官，表现举止活脱一群骇人的古老腊像，而“纽约时报”则更是认为胡锦涛好像是一个机器人。
宫廷密室政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专制体制下的国家治理完全处于一个封闭系统之内，天下大事由少数人密室决定，黑箱作业或者幕后交易，很多事情不能见人，对外则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不愿公开透明。久而久之政治人物大都长于暗中操作和私下协商，喜怒不形于色，工于心计而阴沉不露，守口如瓶且城府极深。这种内敛封闭性格的人物，来到一个外向开放的阳光社会，立刻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宫廷密室政治也使得官员普遍缺乏公开表现技巧和演讲能力。由于官员的前途完全掌握在上级官员手中，而与普通民众无关，所以官员必须千方百计讨好上级，唯命是从，甘当驯服工具，还要费尽心思揣摩上意，打听内部消息，钻营人事门路，以及送礼贿赂等，而不必像民主国家那样尽力去和普通民众接触，参加各种公开辩论，放下身段展现口才，鼓动和说服选民去投自己一票。
宫廷密室政治因为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使得官员必须谨言慎行，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前途受损，甚至丢掉官位。比如中共近年以来，时常传出地方权力之争，已经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副手雇人杀害正职，甚至还有副手亲自出马干掉正职之事。因此官员公开讲话，都是非常小心，除去照本宣科，一字不愿多讲，尤其不愿接见外国记者，以免言多有失，流传出去，授人以柄。胡氏先是勉强同意举行记者会，后又表现过度紧张，即是这个原因。
胡锦涛访美期间，美国国会议员曾经公开称其为独裁者，虽然对来客略失礼貌，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胡氏在访美期间的表现，只能再一次证明宫廷密室政治与时代严重脱节，中共目前体制已经极端缺乏创新和活力，真正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2011 年 1 月 29 日）
２０１０年：中国民运史上又一个光辉的一年
中国民主运动经历了１９８９年波澜壮阔的一年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相对沉潜平淡，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标志，伴随着一系列其他的重要事件，中国民运在２０１０年再次激起波浪，以更大的势头和更理性的方式，向独裁制度发起又一波冲击，朝着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后实现，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疑是２０１０年中国民主运动最为突出的事件，也是民运人士奋斗多年来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中国民主运动一向得到各国进步力量的关注与同情，而２０１０年全球再一次高度聚焦中国，诺奖的颁发彰显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声援已经达到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必将极大地振奋和鼓舞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此奖也使得刘晓波成为具有国际声望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理性精神和非暴力路线已经逐渐得到公认，而零八宪章也更加为人所周知，中国民主运动因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纲领，即将大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２０１０年，大陆民智日益觉醒，公民意识开始出现。比如广东在亚运会前夕有政协委员提出一个取消电视粤语节目的议案，官方积极响应，但是引起当地民众很大不满，自发串联走上街头集会抗议，最终迫使当局放弃该项提案。又比如在上海大火以后，死者头七之日，十余万市民自发汇集现场，献上鲜花挽带，表示沉痛哀悼。这些事件说明了现代公民意识和市民精神正在大陆萌现和扩大，而在欧美各国早期，正是这种意识和精神的出现，孕育出现代的民主政体和公民社会。
在海内外愈来愈大的压力下，２０１０年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特别是总理温家宝多次发表公开谈话，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呼吁保护公民尊严和鼓励自由发展，令人为之振奋。虽然由于缺少党内有力人士的响应，近来温氏又趋消沉，但是中共高层再也不是铁板一块，已是不争事实。近代新型民主国家的转型，很多就是缘起于上层开明人士的推动。中共内部下一个出现的上层改革人士，很有可能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者大陆的蒋经国。
２０１０年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开始抬头，在人权问题上对于中共的态度逐渐趋向强硬。美国等国在过去一向采用柔性的方式，劝导说服中共进行民主改革，但是成效不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出现倒退现象（例如重判刘晓波），现在则开始转变态度，向中共施加正面的压力。比如在２０１０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甄选，授奖过程中，西方国家不顾中共威胁，展现空前团结，公开抨击大陆专制，要求释放政治人犯并进行改革。而主要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在刘氏获奖以后，无论是访问中国或者是接待中国要人来访，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本国公众和舆论压力，要求当面提出和讨论中国人权问题。西方国家的这种转变，无疑对于中国民主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０１０年因为上述的积极变化，而将会载入中国民运的史册。虽然中共在２０１０年内政外交屡受挫折，今后可能更加蛮横无理和一意孤行，中国民主运动因此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是，如同登山一样，２０１０年的中国民运已经向上迈出一个很大的台阶，距离顶峰又进了一步，它是决不可能再退回原处了。
（2011 年 1 月 2 日）
曹先生，你走得太远了
根据最近的报道，旅美学者曹某某从美国飞往台湾，前去监狱探望因贪污罪被拘押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读罢这则消息十分感慨，曹先生，你走得实在太远了。
先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知识丰富，才思敏捷，曾经读过你所写的关于台湾，美国，大陆的政论文章，文笔犀利，切中要害，特别是对于某些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事件，能够拨去表面乱象，提纲挈领，找出其中主要脉络，让人一目了然，颇有当年名噪一时的华人政论家梁厚甫的遗风。也曾旁听过你的几次演讲，口才便给，富于雄辩，与听众形成互动，很能鼓动人心。
不过，总是有一种感觉，你的才华好像用错了地方，你本来应该在一个更正确的战场，打一场更美好的仗，为你的故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你却一头扎进台湾独立运动，和民进党内的极端少数派（深绿派系）抱在一起，做了一些不利于两岸关系的事，很是让人不得其解。
如果你是一个外省后代，当年父母亲人曾受中共残酷镇压，家破人亡，避难来台，从此誓与中共不共戴天，因此希望通过独立来使台湾永远摆脱共产威胁；或者如果你是一个本土子弟，过去遭受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歧视迫害，希望通过独立来实现转型正义，彻底除去专制阴霾；再或者你是来自一个比台湾政治经济更发达的国家，富于普世爱心，认为有责任帮助台湾独立，以实现住民自决和人权高于主权等基本价值，如果真是这样，你的坚定台独信念或许可以被人理解。但是实际上，以上三点，你什么都不是。事实恰恰相反，你自己的家乡，现在仍然在中共残酷黑暗的专制统治之下，你自己的同胞，民权和民生状况尚且不如台湾，你自己的故国，自由程度还排在世界百余个国家的末尾。
对于已经享有初步民主繁荣的两千余万台湾人民来讲，无论将来统一还是独立，只是一个如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但是对于十四亿大陆人民来讲，摆脱专制走向民主，则是一个生死攸关，刻不容缓，决定未来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你虽然生于长于大陆，祖祖辈辈在彼，在这轻重分明的情况下，却舍难就易，逃避责任，选择了一个与中国命运关联较小的事业，去倾注你的心血，这似乎是有些本末倒置。在这一方面，你应当向刘晓波学习，以故国的民主运动作为你的首要奋斗目标，把你的才华，贡献给生你养你的家乡。
退一步讲，即使你像早年欧洲赴美移民那样，对旧大陆政治宗教专制痛心疾首，来到新大陆以后，安身立命永不回头，对于故国从此再也不闻不问，或者，即使你认为大陆人民素质低下，民主进程遥遥无期，从此心灰意懒，不抱任何幻想，因此放眼其它地方，对同文同种的台湾产生兴趣，那末，你和台湾民进党内的深绿派系抱在一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深绿派系的立场过于极端（仇恨大陆，谄媚日本，凡事只问立场，不分是非），远非台湾政治主流，他们只会造成两岸对立和紧张，而决不能给台湾人民带来一个更好的前途。就连民进党的新领导，也正在努力设法摆脱深绿的影响，而你则多次对民进党的新理性温和路线表达不满，替陈水扁喊冤，为召妓的陈致中助阵，有时言论之偏颇，思路之激进，深绿甚至为之不及，如此意气用事，焉能成就大业。你若真的打算献身台湾前途，为台湾人民的福祉奋斗，还是应当检讨自己的立场，回归到台湾的主流民意一边，维持现状，不反对和大陆交往，在将来适当的时机，通过居民公投，决定与大陆统一或者独立。
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政治信仰选择，原不容别人置喙，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非常时期，亦不应区分你我。无论是为国家计，还是为个人计，都希望你能慎重思考，彻底摆脱台独深绿，一心一意投身于自己故国的社会政治发展。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愿意兼济天下以外，也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目前大陆正处于伟大历史变革和民族复兴时期，机遇纷呈，人才辈出，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以你的才华，如若投身于中国的民主改革事业，不仅能够回报你的国家，相信也一定能够载入史册，两全其美，君子何乐不为，还望先生能够三思。
（2010 年 12 月 12 日）
刘晓波获奖催生中国民运精神领袖
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在经历了长期的徘徊和彷徨以后，看来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精神领袖，这个人就是刘晓波。
人类历史的一个弔詭之处就是，每当一个国家处于非常时期，需要杰出人物领导人民渡过危机时，上帝通常总是及时地创造出一个。比如在美国历史上三次最为重大的危机时期（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经济大危机和二战），恰恰出现了美国的三位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林肯，小罗斯福），所以美国人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上帝的眷顾。
中国目前正处于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期，而刘晓波因为与其它重要民运人士相比有着一些明显的不同，将可能是未来中国民运精神领袖的不二人选。首先，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刘晓波一跃变成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享有全球性的声望，无人能够与之相比，正如诺贝尔和平奖的颂词中说到的那样：刘晓波已经成为了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
其次，刘晓波的温和路线（体现在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中）能够成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民运共同纲领。该宪章主张通过非暴力手段，促使中共真正落实自己制定的宪法中的各项基本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以及中共自己在1946-1949年内战期间和国民党争夺政权时提出的各项民主诉求（军队国家化，自由普选，司法独立等），这些内容都是中共自己公开主张过的，也为一般民众所熟悉。
再次，刘晓波坚持留在国内参与民运，始终站在民主运动前线，不计个人生死家庭安危，为民权自由呐喊呼吁，甚至不惜身陷囹圄去捍卫真理，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勇气与献身精神。
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到一个民运精神领袖，刘晓波面临着重要的转变。监狱生活不能消磨他的斗志，却可以提供时间让他沉思。国家，历史，责任，使命，这些概念对于刘晓波来说具有更特殊的含义。命运已经把刘晓波推向时代的前列，他应当挺身而出，准备承担更大的责任，领导中国民主运动走向成功。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或许是几千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社会转型。要从封建专制社会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中国民运的任务异常艰巨，甚至超过百年以前的推翻清朝末代皇帝。但是，有了像刘晓波这样的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加以整合各种民主力量，紧密依靠广大民众，中国民主运动一定会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2010 年 11 月 23 日）
诺贝尔和平奖史上的光辉一刻
对于刘晓波获奖期待已久，随着颁奖日益临近，传闻谣言越来越多，毁誉动作愈来愈大，因为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所以心情也被提到高处。算好时间于十月八日一早（美东时间）开始守候在电脑前面，不停查阅各台滚动新闻，随后不久即从CNN上获悉，该奖终于授予刘晓波先生，闻讯后不禁泪从中来，喜极而泣。
应当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正确的时间作出的勇敢的决定。首先，它在时机上是恰如其时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大约自清末即已开始，但是百年来步履维艰，进展缓慢。目前的形势，可能是最为乐观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路的普及，民主改革正在凝聚越来越大的全民共识，甚至中共高层也有要人出来呐喊（比如总理温家宝），而且很多民间网站也都在热议政治改革，看起来好像正在形成一个蓄势待发的重要契机。诺贝尔委员会意识到这个时机的重要性，通过选择此时授奖给予一个中国民运人士，代表国际社会和全球进步力量，表示了明确和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化，此举不啻是从外部对中国正在酝酿中的民主改革给予猛力一推，将会大大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其次，和平奖颁发给正被中国政府囚禁的刘晓波，也显示了诺贝尔委员会极大的道义勇气。自从年初传出刘晓波获得提名以来，中共就曾多次向挪威政府表示关切，施加压力，以大凌小，甚至用严重影响两国关系作为威胁，要求取消刘晓波的提名。据委员会透露，今年中共对该奖的关切，无论范围和力度，都远远超过往年。这使诺贝尔委员会更加意识到此次授奖的重要性，在遴选中顶住压力，坚持正义，不为所动，表现出极大的政治良知和道德勇气。其颁奖颂词铿锵有力，谴责中共暴政，伸张平民人权，向全球所有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被压迫人民发出了明确信息：我们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各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上互相支持，抵抗邪恶黑暗的斗争决不孤独，专制必亡，民主必胜。
诺贝尔和平奖过去曾经在宣扬普世价值，推动世界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次它向全球最大的专制国家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这个适时和勇敢的决定，再一次展现了它的独一无二的崇高道义地位，获得国际社会一致好评。当委员会主席于十月八日在全球空前关注下，宣布２０１０年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那一时间，堪称诺贝尔和平奖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刻。
（2010 年 10 月 12 日）
也谈温家宝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再次发表关于推动政治改革的谈话，又引起人们对他的评价。过去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国最擅长表演的影帝，专会赶场做秀，讲些华而不实的话，干哭几声，事后什么也不做。更有人向温家宝质疑说，既然要体恤民间疾苦，为何不走到基层去亲自关心那些摔死炸伤的悲惨民工矿工，自称要促进政治改革，为何不下令释放政治犯刘晓波，等等。
不过若要仔细观察他的言行，可以看出温家宝其实不是那种只说不做，甚至沽名钓誉的官僚政客。这位平民出身的总理，实际上还是真正热爱国家和关心人民的。他的忧愁，他的流泪，他的疾呼，相信都是发自内心的。他的很多话不能兑现，是因为很多事情他是做不到的。
早年加入中共的人，很多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十分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既自由民主，又繁荣富强的先进国家。虽然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逐渐侵蚀理想，多数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变成了官僚政客和政治保守派，但仍然有人保持了最初的理想，比如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等。
在中共官场沉浮了几十年，温家宝是非常了解这个官僚权力集团的，他们以各种借口反对政治改革，只是希望维持现有专制体制，以便保住各种既得利益。温家宝虽然知道政治改革是唯一出路，但是他也明白自己虽然位居总理，实际上是官僚权力集团中的少数，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更缺乏毛邓那种一言九鼎，呼风唤雨的权威和力量，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
但是温家宝还是理想未泯的。他不想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到头来一事无成，愧对历史。他最终找到了一个着力点，那就是民意。
中国现在的民意，已经不像在毛邓时代那样可以不加理会，视之无物了。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和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人民获得的信息日益增多，人民关注的范围明显扩大，人民利益的表达越趋强烈。中国的民意，已经逐渐汇为潮流，成为当局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强大力量。前几年大陆有个城市小贩杀死了一名正在执法的城管，城管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但是在舆论的呼吁下，小贩竟然没有被判处死刑。最近的中日钓鱼岛事件，也是在民意的压力下，政府表现得异常强硬。随着民众的日益觉醒，中国的民意只会愈来愈强，对当局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今后民众的任何利益需求，一旦形成强大民意，中国政府只能顺势而为，而决不敢贸然忤逆，倒行逆施。
温家宝正是看到了民意的可用，因此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越过官僚机构和官方控制的媒体，直接向社会呐喊，向民众呼吁，宣扬普世价值，提倡政治改革，希望能够启蒙民众，唤醒社会，形成要求民主改革的强大民意，迫使政府逐渐采取行动。
温家宝已经是一个老人，即将走下政治舞台，他的时间不多了，但还是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能为国家做一点事。他不顾个人毁誉，不计官场禁忌，大声疾呼，奋力呐喊，以图凝聚民意，壮大舆论，推动民主改革，实现社会进步。老人的爱国爱民之心，可以永昭青史了。而他的理想，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2010 年 9 月 23 日）
刘晓波获奖奠定“零八宪章”的历史地位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是对多年来从事民主运动的刘晓波最高的赞赏，也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极大鼓励，令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民主改革的志士仁人激动万分，奔走相庆。
刘晓波获奖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它确立了“零八宪章”的历史地位。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是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入狱的，授奖给与刘晓波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因为他和“零八宪章”的关系。“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纲领和政治宣言，这次授奖，实际上是通过刘晓波，赞扬了“零八宪章”的进步意义，肯定了“零八宪章”的历史作用，由此使它具有了类似著名的英国“大宪章”那样的重要地位。
英国“大宪章”出现在１２１５年，由当时的国王和贵族共同签署，是英国最早对专制权力进行限制的文件。它规定皇室放弃部分权力，尊重司法过程，王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大宪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却是英国建立宪法政治漫长历史过程的开端，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大宪章“也对西方政治法律产生了深远而具体的影响，因此被认为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和世界宪法政治的里程碑。
随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零八宪章”在中国宪政史或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历史地位已经确立。它将因此而成为中国的“大宪章”，或成为类似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那样的历史性文件。在今后的中国民主进程中，“零八宪章”将会作为民主运动的共同纲领，团结和引导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零八宪章”的出现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变革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几千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历史，始终充满暴力和杀戮，帝制时代的改朝换代流血征战姑且不论，即使号称代表人类未来的中共，也是以“暴力推翻现存制度”以及“枪杆子出政权”著称于世，历经血战以后才夺得天下，甚至在打下政权以后，仍然频繁发动政治运动，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名义，伤害了大批平民，至今未有反思。“零八宪章”虽然也号召政治变革，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它并未主张改朝换代，暴力推翻中共统治，更未号召人民起义造反，只是要求当局顺应民意及历史潮流，遵守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普世价值，真正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与民众一起，通过和平修改现行宪法的方式，共同进行渐进式民主改革，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这就足以证明，“零八宪章”主张的绝非传统的以暴制暴式变革，绝非以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而是以一个全新的民主体制，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取代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体制。这就使得“零八宪章”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百余年，偶然也有可议之处，如１９７３年曾授予越共外交高官黎德寿，然而翌年越共就违反和平协议武力占领了南方，但是总而言之，该奖对于推动人类进步，伸张社会正义，推广普世价值，扶助弱势族群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如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政治改革家戈尔巴乔夫，南非的反种族歧视领袖图图主教，曼德拉，德克里克，缅甸的民运领袖昂山素季，波兰的独立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等，都曾获得过该奖，而他们所献身的进步事业，也都昭彰于世，永垂青史。在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实在功不可没。
附： 零八宪章全文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2010 年 10 月 10 日）
彭德怀与麦克阿瑟
（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六十周年，借此文回顾一下有关的几个人物）
彭德怀是中共的开国元帅，麦克阿瑟是美国的五星上将。两位名宿生活在相隔万里的不同半球里，各自拥有一片辉煌与荣耀，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将他们连系在一起。 但是老天却制造了一个机会，使他们不期而遇，那就是一九五零年代的朝鲜战争。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是联合国军最高统帅。
两位主帅在朝鲜半岛捉对厮杀，天翻地覆，战况惨烈。结果是双方打了一个平手，北方既没有“解放”南方，南方也没有统一北方。停战之时南北双方依旧维持着和战前相似的分界线。美国囿于坚持一场有限战争的政策，破天荒第一次在一个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了字，而中共也首次认识到只靠“人海战术”是无法打赢一场现代战争的。
巧合的是，自从在朝鲜战场相遇以后，两位主帅的命运都开始走下坡路。麦克阿瑟因为公开批评政府的韩战政策而被杜鲁门总统撤职，彭德怀几年以后因为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批评大跃进运动的信而被罢了官。两人殊途同归，这也可算是命运的捉弄。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将领。他出身军人世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在十九世纪末投身军伍，身经百战，是唯一以将军身份参加过三次重要战争（一战，二战和韩战）和获得最多勋章的美国军人。二战时在太平洋战区功绩彪炳，创立“越岛进攻”战术把日军打得节节败退，最后战胜日本并代表盟军在东京接受日本投降。麦克阿瑟平生最出色的一役是在韩战中实施的仁川登陆。当时他力排众议，在非常不利的局势下，策划了一次甚至连五角大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不可能成功的出其不意的敌后登陆。在这场“五千比一的赌博”（李奇微语）中，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将押上了他戎马生涯五十多年的全部经验。结果他赢了，韩战局势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北韩军队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随后世界各国的贺电纷至沓来，这是他半个多世纪军人职业的顶峰。后来美国国会为了表彰他的军功，特别通过一个决议，批准为他专门制造一枚金质特殊荣誉勋章，这面勋章上面镌刻着他的肖像和以下文字：“澳大利亚的防卫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帝国的征服者，大韩民国的保护者”。
彭德怀（1898-1974）也是中共军队中最能征惯战的优秀将领之一。他早年从戎报国参加湘军，后来转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加入中共，同年发动平江起义，率部奔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从此成为毛的左右手，终生追随毛氏打江山坐天下。在长征途中，多次率奇兵击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保卫中共总部转危为安。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以20多万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延安，彭德怀指挥仅2万余人的部队，周旋于十倍于己的敌军之中，采取主动退却的运动战术和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旋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严重挫败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后又率部在宜川、瓦子街出奇制胜，再歼敌五个旅，一举收复延安。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利用美军的骄傲自大和疏于防范，在装备器械落后的情况下，出其不意予以连续反击，迫使美军仓皇后撤，成功收复了北韩的被占领的国土。毛泽东曾写诗称赞彭德怀的军事才能：“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两位骁将的个性也有相似的一面：都是不畏权势，直言不讳。彭德怀在中共党内素来以敢说话出名。延安整风以后，党内高官都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只有彭敢于直言力谏，并时有争执，甚至在庐山会议上和毛泽东对骂。彭也是在中共打下江山以后少有的仍然保持农民本色的高官之一，生活俭朴，不近女色，曾经严词痛斥某些高官以跳舞为名玩弄妇女的劣行，并下令解散以此为目的组建的中南海文工团。麦克阿瑟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在他任陆军参谋长期间，曾为力保陆军军费不被总统削减而与罗斯福总统当面激烈争辩，“当我们因缺乏军备而输掉下一场战争时，那些在战场上受伤将要死去的美国士兵，最后咒骂的一定不是我，而是你，总统先生”。罗斯福一度被他激怒了，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麦克阿瑟的要求。由于麦克阿瑟的敢说敢做，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宣布任命他为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因日军即将入侵而人心惶惶的澳洲各界闻此均松了一口气。
他们的这种个性也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命运。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通过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信，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指出浮夸风气已经普遍地滋长，各地都在虚报粮食产量；大炼钢铁有失有得，而农业资源的浪费引起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和严重饥荒；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差别进一步扩大等等。这封信结果逆了毛的龙鳞，使毛决心要把彭清除掉。毛无中生有地指责彭阴谋成立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篡政反党，是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多次严厉批判后，彭德怀被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务，打入冷宫与世隔绝。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彭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毛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证明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浩劫。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为了保证农产品达标，农村开始层层加码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现象愈演愈烈。但是国家对于粮食的征购却是按照虚报产量制定标准的。结果农民的生活口粮被搜刮殆尽，农村饥饿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但政府却视而不见，甚至禁止农民外出逃荒，最终导致全民性饥荒和数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在当时只不过想为民请命，但结果却是惹祸上身堕入深渊。
麦克阿瑟则是因为发表谈话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韩战政策而遭撤职。麦氏力主不受限制扩大战争，全力以赴争取彻底胜利，而政府则强调克制和谨慎。从单纯军事的观点来看，麦氏把战火延伸到中国东北的主张或许是正确的。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出兵参战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志愿军的大后方（中国东北）进行打击甚至入侵，这场战争是绝难打赢的（日后美国在越南战争铩羽而归，即是又一个例子）。但是华府则是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作出判断的，如果打击中国东北，意味着美中全面开战，而苏联必然也要卷入，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势不可免，但这是美国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介入的。因此，对华府来讲，韩战只能是一场争取局部目标的限于朝鲜境内的战争，而并非麦克阿瑟所要的争取全面胜利的无限战争。美国奉行文人领军原则， 职业军人必须坚决服从文官领导并严格执行政府的政策。麦克阿瑟多次公开指责华府姑息绥靖，不敢放手让他大干一场，这无疑是和政府唱反调，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因而迫使杜鲁门总统于1951年以不支持政府为理由公开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遗职由李奇微接替。
有趣的是，同样是“因言获罪”，两人被解职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在宣布解除麦氏职务的正式声明中，美国政府高度赞扬了他的杰出贡献，“麦克阿瑟将军的历史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国家感谢他在不同的重要岗位上作出的卓越的和非凡的奉献……总统对不得不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深感遗憾”。麦克阿瑟被解职回国以后，全美各地掀起了一波向英雄致敬的狂潮。在经过旧金山时，他们一家在旅馆受到十逾万民众的欢呼。在华府机场，麦氏受到美国军方以国防部长为首的高级军官的正式迎接。在国会两院联席上，麦克阿瑟的“老兵永远不会死”的著名演讲历时三十四分钟，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三十次。讲演结束后，议员们全体起立，向他欢呼鼓掌，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在纽约，麦克阿瑟出席了在著名的“英雄谷”（Canyon of Heroes）举行的欢迎仪式，近乎狂热的纽约万民空巷，独特的抛纸带（ticker-tape）游行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有六百多万人参加，抛出逾三千吨纸带，这项纪录至今无人超过）。麦克阿瑟一家后来定居在纽约最有名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顶层豪华套房（Waldorf-Astoria Hotel，是各国政要，包括胡锦涛温家宝，访问纽约或出席联大的入住首选）。按照美国的法律，他仍然享受政府的固定津贴和交通工具以及办事人员。在五十年代，他曾参加总统竞选和担任过兰德公司的主席。1961年，他应邀去菲律宾出席国家独立十五周年庆典，肯尼迪特地将总统专机借给他使用。1962，在其生涯最后一次參訪西点军校，在获校方颁赠勋章和奖状，並参加阅兵庆典后，麦氏发表了以西点军校校训為题的著名演說——“责任、荣誉、国家”。1964年麦克阿瑟去世时，美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与麦克阿瑟相比，彭德怀的遭遇就如隔云泥了。当毛决定整肃彭德怀以后，先是给彭罗列了几项罪状，说彭的意见信是争取群众、壮大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彭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并暗中组织军事俱乐部，为将来的夺权做准备。然后召开各式各样大小范围不一的批判会，要求中共高官，特别是与彭德怀熟悉的高官，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彻底揭发批判彭的罪行。倔强的彭德怀在众叛亲离和排山倒海的压力下，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低头认错，承认了各种罪名。于是中共全会发表正式公报，宣布揪出了一个以彭为首的的反党集团，号召全党上下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公报发表以后，军队又发动了一波批判彭德怀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运动，很多彭的老部下因此而被逮捕。彭被批判撤职以后，过去的军功一字不提，反倒成了历史罪人，被发配到北京郊区农村，自食其力，妻子也迫于政治压力而离他而去。在文化革命中，在毛的默许下，彭德怀又被揪出来批斗。在多达二百多次的群众审判中，彭德怀多次被打翻在地，前额受伤出血，肋骨严重骨折。批斗以后彭被宣判为罪犯，送往监狱囚禁。 文革后期，彭德怀因长年囚禁，受尽折磨，罹患直肠癌，但是医院竟然因为他是反党分子而拒绝收医，导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74年，在经过长期昏迷以后，彭德怀孤零一人在监狱去世，死后遗体进行火化，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写着 “王川” “男” 三个字。中共的一代开国元帅，既没有谋反，又没有附逆，只因为写了一封个人意见信（并没有像麦克阿瑟那样公开的批评），竟然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令人唏嘘。
彭德怀的悲剧是毛泽东专制时代的产物。毛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暴戾的专制君主了，甚至超过了秦始皇。他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既不敬畏神明天意，亦不效法仁君贤王，更不体恤朝野人言，视国事为儿戏，待百姓如草芥，利用马列主义作为幌子，把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推向了最高阶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没有的灾难，但这大概也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最后阶段了。毛死了以后，中国开始向民主政治转变，尽管步履异常缓慢，但这个过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
（2010 年 2 月 11 日）
一代不如一代
从最近中国江海松擅闯纽瓦克国际机场安全警戒线而导致机场瘫痪一事，不由使人感叹，中国的留学生，道德素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自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向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百年有余，至今仍络绎不绝，数量有增无减，影响越来越大。人是比以前更聪明了，受教育的时间也比以前更长了，经济也比以前更富裕了，但是人品道德却没有与时俱进。
从私德上说，由于当前中国道德空前的沦丧，世风日下，歪气横行，人们不讲诚信，不重承诺。不以撒谎为耻，不以诚实为荣，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酱缸。“老实人吃亏”成了最重要的一条潜规则。如果遵纪守法，照章办事，一丝不苟，就一定被他人看作是傻瓜，吃亏自不必说，还要受到众人排斥。如果头脑活泛，不拘泥于规章纪律，耍点小聪明，钻个小空子，就一定会得到额外的好处。留学生出自这样一个环境，自然不能不受影响。近年来时闻留学生在国外大学弄虚作假，伪造成绩单和毕业证书，考场作弊，论文抄袭。在生活中对自己和社会不负责任，因感情，财务，个人恩怨而鲁莽冲动，造成社会纷扰。在公共场合中，缺乏法律意识和记律观念，漠视规章和制度，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和隐私，总想钻空子，找漏洞，投机取巧，多占便宜，还自以为得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公德方面，早期留学生还多少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服务乡梓。像辛亥革命时期前仆后继回国参加起义，抗战时期留投笔从戎慷慨捐躯，以及提倡教育救国献身教育的农村教育运动等。现在的留学生则是处处为自己着想，绞尽脑汁营造安乐窝，满脑子绿卡公民，房子车子，数万年薪，孩子教育，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等。很少想到中国农民的贫穷，民工的卑贱，农村儿童的无助。即使有了一点余钱也要沽名钓誉，趋炎附势，宁愿赠款给外邦，也不愿拔一毛而接济贫困同胞。更有甚者，留学生作为知识精英，学贯中西，明古通今，并且已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有些还拿到了六四绿卡），但是居然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和判断能力，以及知识分子的良知，多数人错误地站在了历史的耻辱的的一边，拥戴一个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专制腐败政权。当这个政权的高官出国访问时，到机场和旅馆为他们夹道欢呼，当逢这个政权建政周年时，为它摇旗呐喊，当外界批评这个政权践踏人权时，为它文过饰非。一个在国内以暴力残酷打压它的人民的政府，在西方民主国家受到本国留学生的如此拥戴，真是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西方民主革命早期，知识分子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两者（爱情和生命）皆可抛”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基本人权比人的生命还要宝贵，遑论金钱财富了。正是基于这种精神，西方国家在人类社会最早建立了民主制度并独享了数百年。其后，在很多新兴民主化国家中，留学生（以及学者）作为一个群体，在受到民主自由的熏陶后，往往站在本国社会的前列，为国家的进步而竭力呐喊。而反观当代中国的留学生，只是一群认钱不认人，不辨是非善恶，缺乏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只要有钱拿，管它什么专制与民主，独裁和自由，这也难怪中共至今还能维持下去，大陆仍然在黑暗之中，这真是中国的悲哀。
（2010 年 1月 15 日）
杂谈国歌
囯歌体现了一个囯家的精神，历史，传統。演唱国歌，能激发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爱戴，对历史和传統的骄傲。世界各国千差万別，因此国歌也多彩多姿。比如说，韩国的国歌“爱国家”和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悠扬頓挫，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和英国的国歌“天佑吾王”雄壯有力。而用中国民乐演奏的大清帝国国歌“巩金瓯“，則宛如一首江南民谣，清新淡雅，別有风味。
在世界各国国歌中，比较著名和动听的，要数法国的国歌“马赛曲”（”La Marseilaise “）。 “马赛曲”产生于十八世紀法国抵抗外敌入侵时期，是一首志愿兵战歌。它节奏鲜明，高亢激扬，具有很強的爱国主义情感。特別是在大規模集会的时候，到场民众齐声高唱马赛曲（如二战期间法国在北非成立流亡政府时和六十年代末法国学生革命时），的确让人感到同仇敌忾,热血沸腾。马赛曲的独唱也很动听，如著名男高音歌手Roberto Alagna在国家庆典上的演唱，洪亮有力，荡气回腸，令人久久难忘。另外，歌手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战士的裝扮，在军号的伴奏下演唱的马赛曲也別具特色。屏幕上，在二十世紀百大经典电影之首的“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或译作“北非谍影")中，以及在电影“胜利大逃亡”（“Escape to Victory”）中，都有民众齐声高唱马赛曲的动人场面。在1959年拍摄的大陆电影“聂耳”中，也有聂耳亲赴抗日前线慰劳受伤国军，带头領唱马赛曲的悲壯镜头。
马赛曲因具有动人的旋律和独特的感染力，也被很多其他国家所模仿。俄国二月革命后，当时的临时政府就把马赛曲配上俄语新词,作为国歌。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创作过程中也受到了马赛曲的影响。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三十年代。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是抗日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題歌。该歌歌词慷慨悲壯，节奏劲拔铿锵，給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问世后很快就风靡全国，成为最著名的抗战歌曲，堪称中国的“马赛曲”。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时曾经说过，“我们现在面临着和法国当年同样的局势，我们要用中国的马赛曲来激励人心”。
中国目前的国歌，国旗，国徽都是中共建政以后制定或重新命名的。国旗和国徽的設計体现了中共一党专政，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基础等等违反历史潮流的荒缪理论，实际上是中共的党旗和党徽。将来中国实現民主化以后，這些象征专制和不平等的国旗和国徽必將被拋進历史的垃圾堆，但“义勇军进行曲”或許可以保留下來，继续作为未来自由中国的国歌。
报上曾经登载一篇台湾老兵的回忆文章，五十年代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队某部官兵，一次聚餐后要唱歌助兴，在座的每一个人被要求先唱一首歌。轮到一位老兵时，他实在无歌可唱，最后在大家逼迫下，起身唱了一首他年青时代的国军标准进行曲之一——义勇军进行曲，唱了一段以后，有人告诉他这首歌現在是中共的国歌，吓得他立刻坐下不再唱了(当時台湾还是在戒严时期)。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变迁。
“义勇军进行曲”当年是一首名闻遐迩的，不分党派，阶级和职业的爱国歌曲。它是先于中共建政而問世的。虽然时代已经不同了，但是像法国的马赛曲一样，每当引吭高歌“义勇进军进行曲”时，总能激励起国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引导我們毋忘国恥，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去振兴中华，因此，作为未來中国的国歌，还是适宜的。
（2010 年 1 月 6 日）
奥巴马与林肯
奥巴马的就职仪式在即，传出新政府有意体现林肯的风格，如乘火车赴任，使用林肯曾用过的圣经，依照林肯喜爱的菜单准备国宴等等。这显示了奥巴马对林肯的尊崇。实际上，奥巴马和林肯比较起来，两人还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他们都是出生在外州，而在伊利诺州奠定了他们的事业，并以此走向全国。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后来随家庭西迁，最后来到伊利诺州，定居在首府春田市（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以律师为业，并担任过联邦众议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１８６０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出生在夏威夷州，成年以后，除了几次外出求学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伊利诺州芝加哥市，曾任大学教师和州参议员，２００８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两个人都是家境贫寒，亦无家族奥援，全凭个人努力，拼搏奋斗，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们的故事都是美国梦的典型体现。林肯来自下层社会，父亲是一个垦荒农民。他出生在小木屋里，成长在荒野之中，从小就帮家里做农活，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奥巴马生父是一个非洲黑人，母亲来自于一个普通白人家庭，父母婚姻的变故使他的幼年生活很不稳定，甚至还在印尼生活了几年。黑色的皮肤带来了无形的歧视，多种族背景也难以取得社会认同。生活在社会边缘使奥巴马的成长与奋斗比其他人更为艰难，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梦想。
他们都以擅长演讲而闻名。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口才的总统之一，他的演讲朴实无华，逻辑严谨，鞭辟入里，寓意深刻。“葛底斯堡致词”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任何一个美国学童都会背诵。演讲中提到的“民有，民治，民享”更是妇孺皆知。其他的演讲如“第一次就职演说”，“第二次就职演说”，“分裂的房子”也名闻遐迩。奥巴马也以口才闻名。其演说语言流畅，节奏清晰，滔滔不绝，激动人心，很具鼓舞性，是近年来少有的具有演讲口才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的很多次大型造势集会上，成千上万观众都因他的演讲而如醉如痴，狂呼不止。他的著名的“Ｙes，Ｗe Ｃan”在一夜之间便传遍美国，甚至风靡全球。很多人认为，擅长演讲是奥巴马竞选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们都是在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接任总统职位的。林肯就任时，南方７州已经公开宣布独立，另外几个未独立的州正在观望，因奴隶制而造成的长期纷争使民心十分激愤，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社会因分裂而动荡不安，暗杀林肯的谣言四起，以至林肯在前往华府就职时，一度不得不化妆乘车（ａｒｒｉｖｅｄ ｉｎ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奥巴马就任时的美国正处在自１９２９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公司倒闭，银行破产，失业路大幅上升，连素称美国经济支柱的三大产业－－汽车。钢铁，建筑业都跌入困境，一蹶不振。经济跌到空前的谷底，人人束手无策，而在外交方面，美军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耗资巨大。奥巴马是否能像林肯那样，领导美国度过危机，人们正翘首以待。
林肯的不寻常的出生和他的传奇式的死亡，他的卑微的家境和他对国家做出的非凡的贡献，他几乎没有进过学校，但他写的许多国务文件和做的许多演讲都字字珠玑，以及他外表虽十分丑陋但内心却宽厚仁慈，这一些似乎是矛盾的组合使得林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负众望的总统之一。很多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文官如威尔逊总统，武将如麦克阿瑟将军）都独尊林肯。奥巴马出身黑人，处处模仿黑奴解放者林肯，也就更加不足为奇了。
林肯当年在离开春田市前往华府就职时，曾在火车站台对前来送别的乡亲父老发表了一篇告别演说，内容颇为动人，并流传至今。其后有一些总统试图模仿，但没有成功（如１９６０年当选总统肯尼迪也作了一篇家乡告别演讲，内容现在已没人记得了）。奥巴马处处要模仿林肯，不知是不是也来一篇告别演讲。
附：林肯的告别演讲（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１，春田市）
乡亲们，现在我心中的离别伤感，他人是难以体会的。我生命的一切都来自于这个地方，来自于你们的深情厚谊。我在这生活了２０多年，从一个青年变成一个老人。我的孩子也都出生在这里，其中的一个还埋在了这里。如今我将要离开这里了，什么时候回来，甚至能否在回到这里，还无法知道。我面临的任务比当年的华盛顿还要艰难。要是上帝不给我帮助，我是不会成功的。如果得到他的支持，我就不会失败。相信上帝吧，他会伴随着我，也会伴随着你们。他是无所不在的。让我们坚定信心，满怀希望。现在我将你们托付给他，也希望你们为我祝福。我在此向你们道别。
（2009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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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顺著：赵英顺政论文集